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

　 一、何谓“中国特色”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他又明确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此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日渐成熟、完善。在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中国特色”也随之成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成为中国独创的现代化模式的代称。  
现在，“中国特色”一词已十分普及，但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有人笼统地将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或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特点；或认为中国特色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有人不怀好意地戏称，中国特色就是在面对马列老祖宗的理论经典和外国人的狐疑目光时的一块“理论挡箭牌”。如此等等。认识的不统一，说明研究工作不彻底，这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认识。因而，深入、具体地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对于正确认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讲，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特色包含着特点。就一个国家而言，研究其行为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其特点，即国情。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特点的描述和分析。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国情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诸如民族特长、民族优越性等方面的优质规定，也包括诸如民族保守性、民族劣根性等方面的劣质规定，是优质与劣质的统一体。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而言，国情是现代化事业的出发点，对国情的认识和分析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选择和具体实施。因而，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即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状况，这些状况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起点。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特色。  
但是，仅仅认识和分析国情是不够的。特色不仅包含特点，而且还是对特点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的语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对一个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特色，传统的思想文化不是特色，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立足国情的现代化纲领、独辟蹊径的现代化道路等，才是构成其特色的真正内容。从该角度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等于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他应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但又不仅止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是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创造性地使中国现代化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使其既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的特色而言，国情只是立足的基础，而不是遵循的标尺；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永恒的包袱。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  
将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国情，将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解为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不仅无利于中国现代化对先进事物的吸收和自身的创造性发挥，而且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误入歧途的危险。中国近代史上以“中西国情不同论”为由拒斥现代化的思潮，就是典型例证。由此，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构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对中国国情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确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第二，他必须根据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过程进行模式上的系统创新。  
这样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不可回避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现代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我们提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本身就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民族性的肯定，但这种肯定是辩证的、有条件的，其认识的前提就是现代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历史发展潮流，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世界性是其显著特征。现代化的世界性首先表现为传播的不可逆性，他将一个又一个传统社会纳入现代社会，而那些已现代化的国家则向更高阶段继续推进。其次表现为对现代化规律的共同认可。现代科技、经济增长、民主法制、阶层流动、理性意识等一些代表现代化的表征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各国现代化必经之路。再次是现代化浪潮带来的经济、交通、信息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而获得成功。承认现代化的世界性，就意味着我们应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遵循现代化的共同规律，从世界角度反视自身。背离世界性的现代化，只能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现代化。  
肯定现代化的世界性，只是表明这种世界性为特定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外在环境，而真正规定着特定国家现代化发展具体道路的只能是民族性。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而“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4]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构成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影响着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传统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精髓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创造力源泉。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激烈形式，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变革，这种变革既是一个系统功能的整体渐变过程，也是一个独立社会系统与世界整体系统的相互融合与功能协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系统新功能的形成必然会受到民族性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社会系统在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取决于民族性所赋于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特功能。在这里，民族性对现代化的规定性，就表现为现代化只能是对民族性的转化和张扬，而不能是对民族性的背叛和抛弃。在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现代化如失去民族性就意味着失去个性和特色，也就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现代化的世界性来源于其民族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失去民族性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必须指出，强调现代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与“民族狭隘性”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盲目乐观和一味排外，固守“尊王攘夷”、“中学优于西学”等陈腐观念；前者则是正视国情与放眼海外，通过对国情的改造与创新以复兴于世界。中国现代化走民族创新的“中国特色”之路，是符合逻辑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可以把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内涵界定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独创性。  
二、中国现代化要解决哪些特殊问题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表现，是以对中国现代化特殊问题的独创性解决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1.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对现代化进程

的制约。  
1949年的革命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缺少现代化经验，全面借鉴苏联现代化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一般被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此后愈来愈严重地限制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而言的。因而，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难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形成于30年代的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摸索出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获得资金来源，试图通过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实行社会主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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