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之难
提问之难
发布时间： 2003-10-16 作者：秩名
一、澄清一个话题
第二辑《学术思想评论》设置了一个专栏：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它使人自然联想到波普所说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所不同的是，波普心目中的“科学”泛指一切可验证的理论，而这里所说的“学术”虽未加限定，我相信，主要是指人文领域的研究。
把“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当作一个问题，自有非常现实的背景。近来，《读书》、《哲学评论》、《中华读书报》以及《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刊载了一些以“思潮与学术’、“学术范式的转换”或“十年学术回顾”为题的反省文章。其中一个不断提起的话题是：如今国内某些文史哲论著及文章有一通病，那就是“没有问题”，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学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问题：没有问题！”——葛兆光先生的这个诊断可谓一语破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似乎真的需要一种“发现和提出”学术问题的逻辑。
不过在我看来，“学术问题”一旦落到等待“发现和提出”的地步，仿佛就暗示着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问题的学术”——这与学术活动的本质显然是相悖的。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之源》中谈及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时说：“艺术家和艺术品都依赖于一个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第三者，这就是艺术。这个第三者给艺术家和艺术品命名。”①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学术问题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在先规定性的概念：“没有问题”的学术简直就是一个概念的矛盾，正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
既然学术就是“学问之道”，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当作一种值得隆重推荐的学术规范，正如没有必要把看见东西当作对眼睛的要求，把学习当作对学生的要求一样。
此外，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话题变成一种关于“提问逻辑”或“治学方法”的讨论。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必定有其特定方式、方法甚至技术，但这并不等于存在着一种可以使我们“学会提问”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对一个学术问题的“问法”是一回事，使人们“学会提问”是另一回事（或者说“没有这回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德默尔说：“没有一种现成的方法可以保证我们会提问，会看出成问题的事情”。②如果以为对“提问方法”的讨论、总结和介绍可以使我们“学会提问”，那无异于说，一个物理学家只有在读过《科学发现的逻辑》之后才能作出科学发现，一个人只有学会语法之后才能学会说话。所以每当我在杂志上读到那些具有浓厚“劝学”色彩的“治学经验”，总不免想：对于留心于学问的人，又何必劝？对于无意于学问的人，劝又何必？说到底，提问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术实践问题。
由此可见，“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如果是个有意义的话题，那么其意义与其说在于“治疗”，不如说在于“提醒”：它提醒我们关注“问题”在学术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关注那使学术成为学术，使学者成为学者的基本条件。
既然学术就是“学问之道”，那么当批判者提醒说，我们的学术常常是“没有问题”或“缺乏问题意识”的，这种说法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或限定。
事实上，我们在实际阅读中恐怕很难指出哪一个作品——无论它多么糟糕——全然没有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只要是作品，就会有一个话题，就会涉及某些观点，这些话题或观点难道不是“学术问题”吗？为什么还会有人打着灯笼来寻找“问题”呢？这正是我们要澄清的事情。
日常语言中所说的“问题”可以是一个话题、一个课题、一个章节题目、甚至是一个以问号结尾的句子。但是，这些问题常常可能是“不成问题的”，或者没有太多追问余地。按照波普的看法，“只有当我们解决一个困难而丰富、具有相当深度的问题时，真理或对真理的猜想才与科学有关’。③显然，波普在里提出了一个“复杂性”标准，它的意思是说，一个问题如果值得追问，就不会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不用说，这种关于“复杂性”的谈论蕴涵着一种普遍意识：任何问题或学术问题都有“值得追问”或“不值得追问”的区别。基于这种意识，我们才可以理解批评者何以会说我们的学术是“没有问题”或“缺乏问题意识”的。它的确切意思是：我们缺乏的不是随便什么问题，而是那些——套用人们喜欢的修饰语——“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或“真正的”问题，总之，是那些“值得追问”的问题。
那么怎样的学术问题是“值得追问”的呢？这无疑应当由在不同学科中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来回答。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的看法，只有那些“内敛于”或“投身于”（dwell in）某种活动中的人才能对该项活动作出专业的、有效的评价。比如“运动员或舞蹈家在拿出最佳本事之际，便担任了对自己表演的批评专家。”④由此可见，我们很难在史学、哲学或经济学等领域之外来评判哪些具体问题是值得追问。
当然，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提醒者，我们也可以在对“问题”的观念分析中引申出一些抽象标准。事实上，当批评者们从总体上笼统地断言我们的学术“没有问题”时，他们心目中已经对这种标准有了一种模糊的意识。
首先，从提问的必要性来看，一个问题如果值得追问，就应当是“新的”。这种解释强烈地表达着一种苏格拉底的观念：我们提问，因为我们对所问的事情“无知”。“提问”由此具有一种强烈的动词含义：它敞开了一个使某些现象、经验材料的意义得以生成、显现以及理解的全新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或海德格尔所说的“视域”，用伽德默尔的话说，“提问就是开放或暴露”。
“提问”不仅具有动词含义，而且具有一种可持续的动名词意味。它的意思是说，提问就是追问！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思想活动。“提问的艺术就是能够继续提问的艺术。”所以提问又像是开辟了“一条路”，那值得追问的问题在引导我们的思想走上这条路时，同时便表现出一种“意义指向性”（Richtungssinn），在这种指向中，所问的事情在提问与回答的不断呼应中显现出来。⑤由于“值得追问”的问题具有这些品质，所以“提问”就是一项具有鲜明摸索和试验色彩的活动。在这里，有效的提问比回答还要困难。
根据这种“提问”观念，所谓“不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者是那些因循已有观念和现成思路的提问，或者是那些预先已经知道其确定答案的提问，而这恰恰是目前许多批评者对我们的学术感到不满的基本理由。我们已经看够了不少沿袭传统研究思路、散发着浓厚“教科书”味儿的学术著作，看够了那些语言和思想都像翻译但却缺乏探索意识的学术著作。所以，“没有问题”的批评又常常被表述为“没有新意”或“没有自己的问题”。
上述“提问”观念给我们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提问”观念。它并不认为一个问题的开放性或复杂性就是其有效性的根本内涵，因为一个新的、具有相当复杂性的问题也可能是个“假问题”，是个从事实或逻辑的观点来看可能“没有意义”的问题。因此，确定“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给“能够追问”和“不能够追问”的问题划出一道界限来。“能够”在这里代表着一种约束力的条件：或者是规则，或者是特定方法，或者是一种明确的意义标准。由于强调这种约束性条件，“提问”变成一桩困难的、可能动辄得咎的事。许多研究很可能在提问之初就已经误入歧途 《提问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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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3-10-16 作者：秩名
一、澄清一个话题
第二辑《学术思想评论》设置了一个专栏：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它使人自然联想到波普所说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所不同的是，波普心目中的“科学”泛指一切可验证的理论，而这里所说的“学术”虽未加限定，我相信，主要是指人文领域的研究。
把“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当作一个问题，自有非常现实的背景。近来，《读书》、《哲学评论》、《中华读书报》以及《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刊载了一些以“思潮与学术’、“学术范式的转换”或“十年学术回顾”为题的反省文章。其中一个不断提起的话题是：如今国内某些文史哲论著及文章有一通病，那就是“没有问题”，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学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问题：没有问题！”——葛兆光先生的这个诊断可谓一语破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似乎真的需要一种“发现和提出”学术问题的逻辑。
不过在我看来，“学术问题”一旦落到等待“发现和提出”的地步，仿佛就暗示着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问题的学术”——这与学术活动的本质显然是相悖的。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之源》中谈及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时说：“艺术家和艺术品都依赖于一个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第三者，这就是艺术。这个第三者给艺术家和艺术品命名。”①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学术问题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在先规定性的概念：“没有问题”的学术简直就是一个概念的矛盾，正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
既然学术就是“学问之道”，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当作一种值得隆重推荐的学术规范，正如没有必要把看见东西当作对眼睛的要求，把学习当作对学生的要求一样。
此外，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话题变成一种关于“提问逻辑”或“治学方法”的讨论。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必定有其特定方式、方法甚至技术，但这并不等于存在着一种可以使我们“学会提问”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对一个学术问题的“问法”是一回事，使人们“学会提问”是另一回事（或者说“没有这回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德默尔说：“没有一种现成的方法可以保证我们会提问，会看出成问题的事情”。②如果以为对“提问方法”的讨论、总结和介绍可以使我们“学会提问”，那无异于说，一个物理学家只有在读过《科学发现的逻辑》之后才能作出科学发现，一个人只有学会语法之后才能学会说话。所以每当我在杂志上读到那些具有浓厚“劝学”色彩的“治学经验”，总不免想：对于留心于学问的人，又何必劝？对于无意于学问的人，劝又何必？说到底，提问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术实践问题。
由此可见，“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如果是个有意义的话题，那么其意义与其说在于“治疗”，不如说在于“提醒”：它提醒我们关注“问题”在学术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关注那使学术成为学术，使学者成为学者的基本条件。
既然学术就是“学问之道”，那么当批判者提醒说，我们的学术常常是“没有问题”或“缺乏问题意识”的，这种说法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或限定。
事实上，我们在实际阅读中恐怕很难指出哪一个作品——无论它多么糟糕——全然没有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只要是作品，就会有一个话题，就会涉及某些观点，这些话题或观点难道不是“学术问题”吗？为什么还会有人打着灯笼来寻找“问题”呢？这正是我们要澄清的事情。
日常语言中所说的“问题”可以是一个话题、一个课题、一个章节题目、甚至是一个以问号结尾的句子。但是，这些问题常常可能是“不成问题的”，或者没有太多追问余地。按照波普的看法，“只有当我们解决一个困难而丰富、具有相当深度的问题时，真理或对真理的猜想才与科学有关’。③显然，波普在里提出了一个“复杂性”标准，它的意思是说，一个问题如果值得追问，就不会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不用说，这种关于“复杂性”的谈论蕴涵着一种普遍意识：任何问题或学术问题都有“值得追问”或“不值得追问”的区别。基于这种意识，我们才可以理解批评者何以会说我们的学术是“没有问题”或“缺乏问题意识”的。它的确切意思是：我们缺乏的不是随便什么问题，而是那些——套用人们喜欢的修饰语——“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或“真正的”问题，总之，是那些“值得追问”的问题。
那么怎样的学术问题是“值得追问”的呢？这无疑应当由在不同学科中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来回答。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的看法，只有那些“内敛于”或“投身于”（dwell in）某种活动中的人才能对该项活动作出专业的、有效的评价。比如“运动员或舞蹈家在拿出最佳本事之际，便担任了对自己表演的批评专家。”④由此可见，我们很难在史学、哲学或经济学等领域之外来评判哪些具体问题是值得追问。
当然，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提醒者，我们也可以在对“问题”的观念分析中引申出一些抽象标准。事实上，当批评者们从总体上笼统地断言我们的学术“没有问题”时，他们心目中已经对这种标准有了一种模糊的意识。
首先，从提问的必要性来看，一个问题如果值得追问，就应当是“新的”。这种解释强烈地表达着一种苏格拉底的观念：我们提问，因为我们对所问的事情“无知”。“提问”由此具有一种强烈的动词含义：它敞开了一个使某些现象、经验材料的意义得以生成、显现以及理解的全新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或海德格尔所说的“视域”，用伽德默尔的话说，“提问就是开放或暴露”。
“提问”不仅具有动词含义，而且具有一种可持续的动名词意味。它的意思是说，提问就是追问！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思想活动。“提问的艺术就是能够继续提问的艺术。”所以提问又像是开辟了“一条路”，那值得追问的问题在引导我们的思想走上这条路时，同时便表现出一种“意义指向性”（Richtungssinn），在这种指向中，所问的事情在提问与回答的不断呼应中显现出来。⑤由于“值得追问”的问题具有这些品质，所以“提问”就是一项具有鲜明摸索和试验色彩的活动。在这里，有效的提问比回答还要困难。
根据这种“提问”观念，所谓“不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者是那些因循已有观念和现成思路的提问，或者是那些预先已经知道其确定答案的提问，而这恰恰是目前许多批评者对我们的学术感到不满的基本理由。我们已经看够了不少沿袭传统研究思路、散发着浓厚“教科书”味儿的学术著作，看够了那些语言和思想都像翻译但却缺乏探索意识的学术著作。所以，“没有问题”的批评又常常被表述为“没有新意”或“没有自己的问题”。
上述“提问”观念给我们
展示的是把某种隐蔽的意义揭示出来的捉迷藏游戏，它的要点是“释义”，这就犹如把被囚禁的意义释放出来。对这个游戏来说，“提问”只要满足“开放性”、“复杂性”和“指向性”等标准也就够了。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提问”观念。它并不认为一个问题的开放性或复杂性就是其有效性的根本内涵，因为一个新的、具有相当复杂性的问题也可能是个“假问题”，是个从事实或逻辑的观点来看可能“没有意义”的问题。因此，确定“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给“能够追问”和“不能够追问”的问题划出一道界限来。“能够”在这里代表着一种约束力的条件：或者是规则，或者是特定方法，或者是一种明确的意义标准。由于强调这种约束性条件，“提问”变成一桩困难的、可能动辄得咎的事。许多研究很可能在提问之初就已经误入歧途 《提问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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