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川:在追忆中重构存在的诗意
是胜负的艺术",而子川认为,华山论剑是一种境界,坐看云起也是一种境界。他,尤为欣赏大诗人苏东坡的一句话:"胜固然欣,败亦可喜。"显示出一种超然胜负的心态。
迟到的文学梦
子川从小喜欢读书,对书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父亲对书画,棋艺,诗词等的浓厚兴趣,由此而形成的家庭氛围对子川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父亲经常带着子川拜访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其中有晚清举人孙岫峨老先生,子川记得,孙老蓄着白白的长胡子,没有一丝杂色,一派仙风道骨的儒者气度。还有名闻遐迩,学富五车的乡贤李蔚亭老先生,他是一位"板聋",与他交流时必须得借助粉笔,把要请教的问题写在黑板上,这种对话方式让子川感到很有意思。父亲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古诗词,年少的子川耳濡目染,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经常出入这样的场合,加上父亲的点拨,子川逐渐学习和掌握了旧体诗的格律,平仄,变格等相关知识,这些或许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文革爆发,失学后的子川便再也没有回过课堂。但是正如当年很多因此中断了学业的青少年一样,课堂已经不是读书求学的唯一途径,"社会大课堂"打开了另一个天地。令子川记忆深刻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没有书读,但恰恰也是青少年求知若渴的时候。"有一次隔壁一个小女孩拿了本书,双手背在后面走过来,我看见了,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从后面呼啦一下子就把书夺走了。"女孩用小拳头擂他,他也不顾,把书抱在怀里撒腿就跑,追到家里还是不放手,非要让人家借给他看一天才行。"当时就是这样,对读书特别饥渴。只要哪个小孩家里有书,我就想方设法地和他们靠拢,目的就是为了看到他们的书,而且那时候看书也不挑,除了文学书之外,连逻辑学,趣味数学之类的书都会借来看。"
1969年,十七岁的子川被下放到高邮农村独立生活,一住就是十年。在里下河,他领略过水乡的秀美,也饱尝过苏北农村的生活艰辛和窘迫。在插队之初,豪气干云的子川也曾以旧体诗的形式写下过这样的少年习作:"人生聚别本寻常,何必沾襟泪数行;阔水深山原有路,南疆北国也无妨;虹霞艳丽娇难久,松柏庄姿淡始长;饯酒酬春花正好,鹏程万里翼初张。"但那时也只是感时抒怀,还不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正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是在1980年代初。
1979年,子川回城在泰州市造纸厂工作。此时,文革后的文化解禁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读书热潮,子川身在其中也不例外,"那时候刚刚开禁,大家都有一种阅读饥渴,年龄上也正是求知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肚子也饿,但精神上的需求更饥饿。"每个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书,当年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块钱,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管是《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等外国文学名著,都拿来读。对知识的渴求与推崇,无形中推高了作者的地位。"书与知识的魅力,文化开禁后的宽松氛围、一下子找回青春感觉的青年时代,以及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形成一股合力,正是这种合力把我扯上另一条道路。"
子川开始尝试写作,对于已经成家生子的子川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文学梦。那时候造纸厂分的房子是一间半的平房,属于那种老式的布局,没有独立的书房,子川一开始的文学习作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后来分到了楼房,有厨卫了,房间是一大间带一小间,小间大概只有七,八个平米,子川在床头做了个隔板,就坐在床头看书。他经常看书看到深夜,早晨五点多又起床看书、写字。"因为在纸厂工作,用纸便利,涂抹了不少文字,但有很多都是废纸,人家说是著作等身,我那时候是‘废纸等身’。"
功夫不负有心人,子川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陆续在《雨花》,《萌芽》、《青年文学》、《青春》、《星星》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这更坚定了他的文学追求。但当时厂领导却认为搞文学是不务正业,因此子川发表文章时不得不经常变换各种笔名;他曾用过的笔名就有晓石,石也,晓然、天宁,秦海等好几个。
1986年子川从工厂调入泰州市文化馆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88年担任文化馆副馆长。从此,他的生活重心完全倾斜到文学上了。1992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钟山》杂志社,担任小说编辑。1997年调入《雨花》杂志编小说,后兼编诗歌,文萃等栏目。2001年调入《扬子江》诗刊任执行副主编,在他的精心打造下:改版后的《扬子江》诗刊不但荟萃了国内优秀诗人的力作佳作,而且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被许多青年诗人称为当时"国内最好的诗歌刊物之一"。2005年,子川作为专业作家挂职扬州文化局副局长,他深入考察和挖掘扬州的历史文化,将诗歌与城市的文化风貌结合起来,写下《诗歌与一座城市——唐代诗人的扬州情结》长文。2011年子川出任《扬子江》诗刊特聘执行主编,又一次对诗刊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版,并提出"去蔽、多元,气质"的办刊主张,力求全方位展现当代汉语诗歌面貌,见证一线写作的探索弓成果。子川说,自己的性格是要么不做,要做就把精力真正投入到上面,要做就做好。他把自己三十多年的写作经验和十几年的办刊经验结合起来,经过半年多的实践,使刊物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诗歌界的广泛好评。
在追忆中苍老的岁月
专业作家的那五年时光,让子川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这五年是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期,创作成果也最大,先后在《诗刊》、《星星》,《名作欣赏》、《诗探索》等杂志发表个人作品与评论专题与小辑,在创作大量诗歌,散文,评论之余,还写有《冬天第一场雪》,《夕照故里》、《请将你的假牙取下》等中短篇小说。
子川的出生地高邮隶属于扬州市,当诗人的双足行走于故乡的土地,就仿佛接上了地气一般,历史经验与现实感触夹杂着各种难以名状的思绪纷至沓来,那些抚今追昔的词语如小船划过河面时泛起的水波,漾动于他的内心。
里下河,这是当年子川下放所在的农村,也是后来被他一再书写的地方,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同时负载着子川对1970年代的特殊历史记忆,蕴含着他对少年时光的深情缅怀。在子川的笔下,"里下河"首先散发着一种典型的水乡之美:"一大片低凹的水田,生长着茨菰、荸荠、茭白,水田之上,有三三两两的鸥鸟和稻鸡,哌哌地、。沿田埂或干渠走不多远,就会有一条小河,横着,把田岸隔断,小河里,生长着菱,荷,和一种叫水浮莲的植物。河上,横着比板凳面宽不了多少的独木桥,行人得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上桥,下桥,然后长舒一口气,跨上河岸:……"在组诗《1970我的里下河》中,子川用淡墨的笔法描绘了一幅淳朴,恬淡,而又充满水乡情趣的图画:小火轮的汽笛声,扎小辫的插秧姑娘,采菱女浸湿的身子勾勒出的曲线,幽怨的二胡曲在暗夜流淌,火盆烘烤出带有焦糊味的冬天……而站在这幅水乡图中的,是那个有点茫然又有点慌乱的瘦小少年。
除了水汪汪的垛田菱塘,乡情俚曲,还有关于那个时代的苦涩记忆——夏天泛滥的洪水,青黄不接的收成,"形势一片大好"的标语,孤寒中旋转的风车,以及与"胃子"有关的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子川至今对米仍怀有一种朴素而又特殊的情感,不能不说与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有关。从城里下放到农村,"从一个粮食消费者变成了粮食生产者",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子川说,自己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个认识,就是"粮食生产者的新米饭与粮食消费者的新米饭,其实不是一回事"。当时因为老陈米匮乏,经常要吃相对粗糙的"瓜莱代",这让吃惯了细粮的子川很长时间无法适应,以至于对老陈米害起了"相思病",更对自己辛勤耕种的新稻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的心情,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食物短缺年代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当机好的新米终于运到家,这时,天刚麻麻亮,"我把淘了的新米放下锅,三五个草把就把锅烧开。这时,新米饭的清香就在屋子蒸腾,那香味是我从未嗅到过的,里边好像有青草香,泥土香,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香味儿,熏得人心颤颤的,直想哭。"
子川的"里下河组诗"显现出一种温润醇厚的乡土美学,它以真切的细节与场景勾画出充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散发着独特的诗性光晕。其感人至深之处在于,在一个物质文明日益遮蔽心灵的功利时代,诗人试图以富有灵韵的个体吟唱重新唤醒人们对于本源的接近。离弃了故乡的人犹如断蓬飘萍,无不惆怅满怀,因此伟大的德语诗人荷尔德林曾呼唤:"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返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接近,以此来拯救一个浪子被撕裂的灵魂,海德格尔说,这正是一个诗人的天职所在。由于现代技术理性的极端发展和世界的祛魅,昔日那种圆满、和谐、完整的本真生存状态不复存在了,人的生存失去了根基,越来越碎片化,因此寻找家园的冲动就以怀旧的方式来表达人们深层的精神诉求。从19世纪以来,怀旧的情绪几乎贯串了整个文学艺术史,但是怀旧又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一种精神体验,同时它还是一种历史感和价值论。怀旧指向一种消逝的美,它往往以缓慢的样态和场景呈现出来,如子川笔下的"里下河":静静的水田,翩飞的鸥鸟、冬夜的火盆、进栏的老牛等等,这种"慢",正与现时代对速度的过分追求形成反向的对照。在诗歌《证明》中,子川将想象中的李白与坐在疾驰列车上的"我"作对比,一静一动,一个在月下独酌,对影成三人,而另一个却被加速度弄得眼花缭乱,古典意义上的诗性之美也随之丧失。在子川看来,"乡愁实际上是我们抛弃了故土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生活在今天,我们不得不关注房价、消费等当下生活,但同时,文学写作又是往后看的。写作者就像一匹不停地奔跑又频频回望故土的老马,奔跑是因为时代的催逼,回望是因为在这奔跑 《子川:在追忆中重构存在的诗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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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文学梦
子川从小喜欢读书,对书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父亲对书画,棋艺,诗词等的浓厚兴趣,由此而形成的家庭氛围对子川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父亲经常带着子川拜访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其中有晚清举人孙岫峨老先生,子川记得,孙老蓄着白白的长胡子,没有一丝杂色,一派仙风道骨的儒者气度。还有名闻遐迩,学富五车的乡贤李蔚亭老先生,他是一位"板聋",与他交流时必须得借助粉笔,把要请教的问题写在黑板上,这种对话方式让子川感到很有意思。父亲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古诗词,年少的子川耳濡目染,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经常出入这样的场合,加上父亲的点拨,子川逐渐学习和掌握了旧体诗的格律,平仄,变格等相关知识,这些或许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文革爆发,失学后的子川便再也没有回过课堂。但是正如当年很多因此中断了学业的青少年一样,课堂已经不是读书求学的唯一途径,"社会大课堂"打开了另一个天地。令子川记忆深刻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没有书读,但恰恰也是青少年求知若渴的时候。"有一次隔壁一个小女孩拿了本书,双手背在后面走过来,我看见了,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从后面呼啦一下子就把书夺走了。"女孩用小拳头擂他,他也不顾,把书抱在怀里撒腿就跑,追到家里还是不放手,非要让人家借给他看一天才行。"当时就是这样,对读书特别饥渴。只要哪个小孩家里有书,我就想方设法地和他们靠拢,目的就是为了看到他们的书,而且那时候看书也不挑,除了文学书之外,连逻辑学,趣味数学之类的书都会借来看。"
1969年,十七岁的子川被下放到高邮农村独立生活,一住就是十年。在里下河,他领略过水乡的秀美,也饱尝过苏北农村的生活艰辛和窘迫。在插队之初,豪气干云的子川也曾以旧体诗的形式写下过这样的少年习作:"人生聚别本寻常,何必沾襟泪数行;阔水深山原有路,南疆北国也无妨;虹霞艳丽娇难久,松柏庄姿淡始长;饯酒酬春花正好,鹏程万里翼初张。"但那时也只是感时抒怀,还不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正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是在1980年代初。
1979年,子川回城在泰州市造纸厂工作。此时,文革后的文化解禁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读书热潮,子川身在其中也不例外,"那时候刚刚开禁,大家都有一种阅读饥渴,年龄上也正是求知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肚子也饿,但精神上的需求更饥饿。"每个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书,当年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块钱,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管是《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等外国文学名著,都拿来读。对知识的渴求与推崇,无形中推高了作者的地位。"书与知识的魅力,文化开禁后的宽松氛围、一下子找回青春感觉的青年时代,以及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形成一股合力,正是这种合力把我扯上另一条道路。"
子川开始尝试写作,对于已经成家生子的子川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文学梦。那时候造纸厂分的房子是一间半的平房,属于那种老式的布局,没有独立的书房,子川一开始的文学习作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后来分到了楼房,有厨卫了,房间是一大间带一小间,小间大概只有七,八个平米,子川在床头做了个隔板,就坐在床头看书。他经常看书看到深夜,早晨五点多又起床看书、写字。"因为在纸厂工作,用纸便利,涂抹了不少文字,但有很多都是废纸,人家说是著作等身,我那时候是‘废纸等身’。"
功夫不负有心人,子川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陆续在《雨花》,《萌芽》、《青年文学》、《青春》、《星星》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这更坚定了他的文学追求。但当时厂领导却认为搞文学是不务正业,因此子川发表文章时不得不经常变换各种笔名;他曾用过的笔名就有晓石,石也,晓然、天宁,秦海等好几个。
1986年子川从工厂调入泰州市文化馆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88年担任文化馆副馆长。从此,他的生活重心完全倾斜到文学上了。1992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钟山》杂志社,担任小说编辑。1997年调入《雨花》杂志编小说,后兼编诗歌,文萃等栏目。2001年调入《扬子江》诗刊任执行副主编,在他的精心打造下:改版后的《扬子江》诗刊不但荟萃了国内优秀诗人的力作佳作,而且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被许多青年诗人称为当时"国内最好的诗歌刊物之一"。2005年,子川作为专业作家挂职扬州文化局副局长,他深入考察和挖掘扬州的历史文化,将诗歌与城市的文化风貌结合起来,写下《诗歌与一座城市——唐代诗人的扬州情结》长文。2011年子川出任《扬子江》诗刊特聘执行主编,又一次对诗刊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版,并提出"去蔽、多元,气质"的办刊主张,力求全方位展现当代汉语诗歌面貌,见证一线写作的探索弓成果。子川说,自己的性格是要么不做,要做就把精力真正投入到上面,要做就做好。他把自己三十多年的写作经验和十几年的办刊经验结合起来,经过半年多的实践,使刊物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诗歌界的广泛好评。
在追忆中苍老的岁月
专业作家的那五年时光,让子川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这五年是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期,创作成果也最大,先后在《诗刊》、《星星》,《名作欣赏》、《诗探索》等杂志发表个人作品与评论专题与小辑,在创作大量诗歌,散文,评论之余,还写有《冬天第一场雪》,《夕照故里》、《请将你的假牙取下》等中短篇小说。
子川的出生地高邮隶属于扬州市,当诗人的双足行走于故乡的土地,就仿佛接上了地气一般,历史经验与现实感触夹杂着各种难以名状的思绪纷至沓来,那些抚今追昔的词语如小船划过河面时泛起的水波,漾动于他的内心。
里下河,这是当年子川下放所在的农村,也是后来被他一再书写的地方,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同时负载着子川对1970年代的特殊历史记忆,蕴含着他对少年时光的深情缅怀。在子川的笔下,"里下河"首先散发着一种典型的水乡之美:"一大片低凹的水田,生长着茨菰、荸荠、茭白,水田之上,有三三两两的鸥鸟和稻鸡,哌哌地、。沿田埂或干渠走不多远,就会有一条小河,横着,把田岸隔断,小河里,生长着菱,荷,和一种叫水浮莲的植物。河上,横着比板凳面宽不了多少的独木桥,行人得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上桥,下桥,然后长舒一口气,跨上河岸:……"在组诗《1970我的里下河》中,子川用淡墨的笔法描绘了一幅淳朴,恬淡,而又充满水乡情趣的图画:小火轮的汽笛声,扎小辫的插秧姑娘,采菱女浸湿的身子勾勒出的曲线,幽怨的二胡曲在暗夜流淌,火盆烘烤出带有焦糊味的冬天……而站在这幅水乡图中的,是那个有点茫然又有点慌乱的瘦小少年。
除了水汪汪的垛田菱塘,乡情俚曲,还有关于那个时代的苦涩记忆——夏天泛滥的洪水,青黄不接的收成,"形势一片大好"的标语,孤寒中旋转的风车,以及与"胃子"有关的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子川至今对米仍怀有一种朴素而又特殊的情感,不能不说与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有关。从城里下放到农村,"从一个粮食消费者变成了粮食生产者",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子川说,自己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个认识,就是"粮食生产者的新米饭与粮食消费者的新米饭,其实不是一回事"。当时因为老陈米匮乏,经常要吃相对粗糙的"瓜莱代",这让吃惯了细粮的子川很长时间无法适应,以至于对老陈米害起了"相思病",更对自己辛勤耕种的新稻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的心情,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食物短缺年代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当机好的新米终于运到家,这时,天刚麻麻亮,"我把淘了的新米放下锅,三五个草把就把锅烧开。这时,新米饭的清香就在屋子蒸腾,那香味是我从未嗅到过的,里边好像有青草香,泥土香,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香味儿,熏得人心颤颤的,直想哭。"
子川的"里下河组诗"显现出一种温润醇厚的乡土美学,它以真切的细节与场景勾画出充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散发着独特的诗性光晕。其感人至深之处在于,在一个物质文明日益遮蔽心灵的功利时代,诗人试图以富有灵韵的个体吟唱重新唤醒人们对于本源的接近。离弃了故乡的人犹如断蓬飘萍,无不惆怅满怀,因此伟大的德语诗人荷尔德林曾呼唤:"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返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接近,以此来拯救一个浪子被撕裂的灵魂,海德格尔说,这正是一个诗人的天职所在。由于现代技术理性的极端发展和世界的祛魅,昔日那种圆满、和谐、完整的本真生存状态不复存在了,人的生存失去了根基,越来越碎片化,因此寻找家园的冲动就以怀旧的方式来表达人们深层的精神诉求。从19世纪以来,怀旧的情绪几乎贯串了整个文学艺术史,但是怀旧又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一种精神体验,同时它还是一种历史感和价值论。怀旧指向一种消逝的美,它往往以缓慢的样态和场景呈现出来,如子川笔下的"里下河":静静的水田,翩飞的鸥鸟、冬夜的火盆、进栏的老牛等等,这种"慢",正与现时代对速度的过分追求形成反向的对照。在诗歌《证明》中,子川将想象中的李白与坐在疾驰列车上的"我"作对比,一静一动,一个在月下独酌,对影成三人,而另一个却被加速度弄得眼花缭乱,古典意义上的诗性之美也随之丧失。在子川看来,"乡愁实际上是我们抛弃了故土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生活在今天,我们不得不关注房价、消费等当下生活,但同时,文学写作又是往后看的。写作者就像一匹不停地奔跑又频频回望故土的老马,奔跑是因为时代的催逼,回望是因为在这奔跑 《子川:在追忆中重构存在的诗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