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

化等同于西化，又有主张走出现代性而走向民族性或中华性；既有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进而对西方加以解魅，又有宣扬西方衰亡而东亚崛起论。在这种复杂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话语纠缠中，学者们的谈论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而且，在谈论问题时因对象的多元性，而使问题很难在一个平台上获得某种“主体间性”。

（二），后学话语在中国的命运。

       这种主体间性的丧失，使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难以过于乐观。有人将后现代分为解构性后现代和建构性后现代，但一般而言，所谓建构性后现代，是在解构性后现代将传统价值精神和文化意义消解后的废墟上，神学家开始树立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重建被现代性理性逐出话语中心的神学话语叙事。然而事实上，建构的后现代在诸多精神意向上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南辕北辙，因此“建构”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之“后”，而是有可能回到现代之“前”——形成新的神学主义话语中心。

       反过来，有的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有着一种本能的拒斥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微弱的西化成果，可能被这种反理性或为理性设限的后现代主义打断，而后殖民话语则又可能给其面向西方现代化的热情浇上冷水，因此反后学的声音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动机不一，心理不一，目的不一，结论也不一。那么，当代中国是否可以仅靠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不理会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思潮和后殖民理论？是否可以纯凭自己的好恶在网络化造成的全球化浪潮中退守一隅？是否可以单以一种传统或现代思潮为中心无视非中心话语而重新走向中心主义？我以为不可贸然下非此即彼的结论，获得相对正确的答案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

       在这种后殖民主义接纳和拒斥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呈现出来，一方面能反省半殖民地处境中的历史，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在加入世界一体化中，先行审查自己的思维前提和现实前提，即全球化与族群问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需对西方“他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并对其话语谱系（discourse  series）和思想局限性进行清理。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才能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应该说，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的互文性（intertexture）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 赡苁贡就列杂肴?蛐远粤⒅械耐骋弧?/P> 

 

三    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局限性

       （一），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问题。

       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学术研究水平两极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学术前沿的学者，能够写出相当深刻的学术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对话，并使中国思想资源在新的思想嬗变和文化过滤中，铸造自己的新形式。而另一些热衷于兴潮或跟潮的人，则在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表现出低水平重复多，有独到体会的研究少的特征，尤其是在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对整个“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策略和弊端进行清理的有开拓性的研究论著比较少见。有些人在没有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就急于对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盘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国后现代研究的讨论中，对近二十年中国后现代研究成果一笔抹杀，但细看其全文，却提不出任何新见解，甚至对中国后现代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懒汉在后现代研究领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追逐热门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动脑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情况不少。这样的学风颇值怀疑。另外，在后现代后殖民的学术争论中，尽管大多数学者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但是也有过分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有人仍坚持话语霸权和形上学论，对问题及其危机意识未能有更深刻的体认。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思潮从本土化角度批评是容易的，反过来要肯定其思想推进意义也不难。新世纪的中国后现代研究，应该在理性的边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性内部自我思想的纷争与思维把握的不同层次上有多维多层的推进。否则，这样的低水平的重复，很难与西方的后现代论著进行高水平的哲学对话。

       其二，追逐后现代与告别后现代的时尚化。也就是说，一些学人在追逐潮流中，以时间的线性发展为尺度，将当前人类面临的

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还原成为一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失的时髦或时尚。面对这种时尚，似乎后现代来临时，就应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学术阐释的优先地位，当它倏忽消失之际则应去追逐更新的话题。将后现代看成是已经过去的，而将后殖民、东方主义、后东方主义当作时髦，因而放弃现代后现代而拥抱后殖民后东方主义，以此显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这种研究态度我以为是大成问题的。另外，在研究的视野上出现了重宏观理论研究而忽视微观现实分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视中西后现代异同比较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受个体学术视野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学和通俗文学评论，或缺乏哲学思想体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将其批评置入社会理论、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现后学研究庸俗化现象：或随便比较（将中国古代套入后现代），或随意对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写作命名，或以偏概全地谈论东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或进行以差异为独断、以共识为霸权的学术炒作。这些，皆不可取。

       其三，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误区。诸如：强调后现代与后殖民两种“后”之不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强调西方权力中心，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反对西方中心霸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义那里尤为明显。再就是，认为后现代与后殖民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拒之门外而祭起民族主义或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来，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义的前提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简单地将之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出现一种过时的冷战意识，这样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继续，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我认为，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策略与后殖民问题，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在“后学时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往往会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后殖民后现代是否真正能够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

《“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