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对于台湾问题，“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与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机制的平稳、有效运作，说明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国家内部两种制度之间和平共处和国家外部的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全新实践。对内和对外两种和平共处的平行实践，使中国能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下，争取到更可能长时间的国际和平，并确保国内的安定团结，一心一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国富民。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入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前者如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者如1965年10月中国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中国将中缅边界猛卯三角地2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缅甸189平方公里的班洪、班老两部落相交换。以和平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尚且如此，那么，在非和平方式之下所涉及的领土变更就概莫能外了。1940年，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被合并于前苏联时，大多数国家认为是非和平的合并。 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与前苏联相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我们知道，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我国宪法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没有直接规定，但从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刑法》、《海商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效力是高于国内法的，国际习惯的效力则低于条约和法律。另外，我国还通过制定专门的法规，将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我国参加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国内法化。但无论如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何在一个国家内施行，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这在任何一国的实践中都不曾遇到过，是任何一个国际法理论都未曾涉足的

新领域。和平共处原则乃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在港、澳、台问题上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开了用国际法基本原则解决国内问题的先河，是国家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新尝试，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家之间领土主权争端的必然要求。为此，邓小平对“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的意义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阐述，他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注释：
①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0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至305页。
④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
⑦ 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至60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