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和丙的女儿把丙的尸体运送县廷。

作者评述：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独自到达尸体所在地点，观察系绳的地方，系绳处如有绳套的痕迹，然后看舌是否吐出，头脚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有没有流出屎尿？然后解下绳索，看口鼻有无叹气的样子？并看绳索痕迹瘀血的情况，试验尸体的头能否从系在颈上的绳中脱出；如能脱出，便剥下衣服，彻底验看尸体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吐出，口鼻没有叹息的样子，绳的痕迹不瘀血，绳索紧系颈上不能把头脱出，就不能确定是自缢。如果死去已久，口鼻也有不能像叹气样子的。自杀的人必有原因，要询问他的同居，使他们回答其原因。（注：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9～270页。）
三
与其他时期相比，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首先，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是在推敲案情、探讨处理结果时，总结出了一些对后世法制建设影响深远的原则。从分散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等史籍中春秋决狱的判例来看，这些原则主要有：
1.王者无外原则。“春秋王者无外”，“诸侯不得专地”，“春秋之义，海内无不统焉”。
2.君亲无将原则。“春秋议，奸以事君，常刑不舍”，“春秋议，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3.为尊者讳原则。“春秋义，父为子隐”，“春秋为亲者讳”。
4.大义灭亲原则。“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春秋之典，大义灭亲”。
5.刑不淫滥原则。“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勿滥”，“赏不僭溢，刑不淫滥”。
6.罪不相及原则。“春秋之义，恶恶止其身”，“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7.罪止首恶原则。“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己”，“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
8.原心定罪原则。“春秋之义，原情定过”，“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
9.以功覆过原则。“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以功补过”。

10.善及子孙原则。“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注：参见刘恒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三部曲”说》，载李启欣、杨一凡主编：《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当然，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成果不多。秦代的判例法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已如前述，而汉代由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陈宠的《辞讼比》，陈忠的《决事比》，应劭的《决事比例》等都已佚失，我们无法得知其全貌。但从分散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各个判例来看，论述者尚局限于对判例作出过程的描述，虽也得出上述若干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指导司法实践的原则，但其法理的分析和总结还是很不够的，尚未抽象出一套关于判例的确立、适用、修订等基本制度和方法。
其次，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虽然尚处在草创阶段，还不成熟，但毕竟已经取得了若干经验。这些经验对后世的判例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在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将相关的判例汇集在一起，以利于司法实践部门的适用。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将许多法医检验的判例汇编在一起；汉代的于定国、陈宠、陈忠等，则将各种决事比按罪名排列在一起。以后唐宋时代在编纂判例集时，遵循了秦汉时期创立的这一原则，如《明公书判清明集》，就是按照官吏门、赋役门、文事门、户婚门、人伦门、人品门、惩恶门等分门别类编排的。

另一方面，受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影响，汉代判例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出发点完全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控制，其结果便是一则判例往往成为一项儒家原则的体现，成为对人民进行德治教化的范例和教材。这一传统对后世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明公书判清明集》，还是《折狱龟鉴》，其道德教化的内容都随处可见。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判例法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旌去生加兆
＠②原字衤加詹
＠③原字衤加俞

《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