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对荀子的批评
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拟怍，张法而度之，则暗然若合符节”（同上）。概言之，大儒学习《诗》《书》和效法先王，决不是死守《诗》《书》之字句，先王之皮相，而是在深刻领会先王修身、治国的核心理念基础之上，结合当下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由此及彼、以一知万、以有推无，变“死法”为“活法”，以先王的核心理念成就当下的君子人格或王道政治。这就是荀子“杀《诗》《书》”“法后王”的真实内涵①。
《荀子》一书，“后王”约十五见②，“杀《诗》《书》”共二见。《韩诗外传》全书则非但不言“后王”与“杀《诗》《书》”，相反，对《诗》《书》只有赞扬而无批判，而且在引用《荀子》上述关于“俗儒”、“雅儒”、“大儒”的材料时，《韩诗外传》省略了批判俗儒“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以及赞扬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文字③。韩婴的省略实际上暗含了对荀子“法后王”与“杀《诗》《书》”的异议。
宋人上承韩婴，公开批评荀子所谓“法后王”、“杀《诗》《书》”。比如黄裳云：“萄以一言‘杀《诗》《书》’，而李斯辄乘其说而祸之，荀所谓暴其气者也。”④认为荀子“杀《诗》《书》”乃是李斯焚书的先声。又如陈晹说：“《诗》《书》《礼》《乐》谓之四术……荀卿欲隆《礼》《乐》，杀《诗》《书》，是不知崇四术之意也。”⑤认为荀子“杀《诗》《书》”是对《诗》《书》的极大不恭。对于“法后王”，讨伐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比如吕祖谦说：“三代君臣相与建事入官，一以稽古为本。至荀卿始开法后王之论，李斯得之，荡灭古学，令吏以法令为师，卒以亡秦。”⑥王应麟也说：“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⑦
可以说，韩婴对荀子“法后王”、“杀《诗》《书》”的态度实际上已开宋人批判荀子之先河。只是很可惜，韩婴和宋人似乎均未理解荀子的良苦用心。
三、省略对“五行”说的批判
荀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日：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在引用《荀子·非十二子》时，只保留了荀子对其中十子的批判，而去掉了以上批判思孟学派的言论⑧。宋人王应麟认为：“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⑨后人或从其说。王应麟的看法实际上暗含两个预设：第一，《荀子》《韩诗外传》相似的文字本应相同；第二，荀子不至于如此批判孟子。王应麟可以大胆假设，但他并未提出确凿的证据加以论证，因此不可轻信。荀子的思想本来就与思孟学派大有不同，因此，荀子批判思孟学派并不奇怪。而韩婴也完全可以不同意荀子的意见，相反，整个《韩诗外传》对孟子均持赞扬态度。可见，《韩诗外传》去掉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正是韩婴呵护思孟，而不同意荀子的表现。韩婴的这一态度为宋人讨伐荀子张了本。比如宋人贾同说：“仲尼之道，孟轲学而行之，吾谓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学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为十二而复云云，此所谓是尧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则尧亦未足信矣。”①又如黄震，称荀子非子思、孟子，乃是“以知道自任”，“以自继孔子之传”，简直“失正坐不自量耳”②。
关于荀子为什么批判思孟学派之“五行”说，学界讨论极多，分歧亦多。台湾学人黄俊杰、杨儒宾，大陆学者梁涛等先生均有详细的总结与论述③。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荀子绝无反对思孟学派效法先王以及重视仁、义、礼、智、信④五种品德的意思；相反，荀子自己也十分尊重先王，而且对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都褒奖有嘉。不过，荀子对思孟学派因过分强调道德超越而疏于阐述治理国家的具体政治原则表示不满。荀子曾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圣”，“尽伦者也”，重在伦理价值判断，指符合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王”，“尽制者也”，重在制度建构。在荀子看来，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必须转化为具体有效的制度安排。思孟学派偏重学习先王的道德修养，而疏于把握先王的治国方略，不能有效地将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乃是未能深刻领悟先王之道，不知“统类”的学习方法，所以应该受到批判。荀子正是觉察到思孟学派的政治学说因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⑤而不为世用的弱点，才对“五行”说提出了批判。荀子的这种批判恰恰是他力图“内圣”开出“外王道”，更加注重其政治学说的可操作性及实践效果的表现。荀子的这种努力恰恰开启了秦汉儒学的发展方向，叔孙通、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的儒学实践无一不有荀学的印记。可以说，正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人善于总结前代儒学之不足，勇于吸取其他学派的营养，从而实现了儒学的自我改造、自我革新，使儒家学说特别是政治学说具有了行之有效的实践品格，儒家学说才最终自下而上，从私学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又从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基本信仰，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⑥。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批判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真实意图及其理论意义不为韩婴和宋人所理解，乃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遗憾。
荀子身逢乱世，异说蜂起，其救世心切，故立说非常注重实效，言之切切，不免王霸之气混杂，批评他人，言辞有时不免过激。而韩婴之世，天下一统，思想交锋不必一如战国末期那样激烈，因此，他在引述荀子观点时，做出了更加符合“醇儒”标准的调整。宋人特别是宋明理学正是沿着韩婴的理路，从维护道德的纯正性和经学的权威性着眼而责伐荀子。
《《韩诗外传》对荀子的批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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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一书，“后王”约十五见②，“杀《诗》《书》”共二见。《韩诗外传》全书则非但不言“后王”与“杀《诗》《书》”，相反，对《诗》《书》只有赞扬而无批判，而且在引用《荀子》上述关于“俗儒”、“雅儒”、“大儒”的材料时，《韩诗外传》省略了批判俗儒“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以及赞扬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文字③。韩婴的省略实际上暗含了对荀子“法后王”与“杀《诗》《书》”的异议。
宋人上承韩婴，公开批评荀子所谓“法后王”、“杀《诗》《书》”。比如黄裳云：“萄以一言‘杀《诗》《书》’，而李斯辄乘其说而祸之，荀所谓暴其气者也。”④认为荀子“杀《诗》《书》”乃是李斯焚书的先声。又如陈晹说：“《诗》《书》《礼》《乐》谓之四术……荀卿欲隆《礼》《乐》，杀《诗》《书》，是不知崇四术之意也。”⑤认为荀子“杀《诗》《书》”是对《诗》《书》的极大不恭。对于“法后王”，讨伐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比如吕祖谦说：“三代君臣相与建事入官，一以稽古为本。至荀卿始开法后王之论，李斯得之，荡灭古学，令吏以法令为师，卒以亡秦。”⑥王应麟也说：“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⑦
可以说，韩婴对荀子“法后王”、“杀《诗》《书》”的态度实际上已开宋人批判荀子之先河。只是很可惜，韩婴和宋人似乎均未理解荀子的良苦用心。
三、省略对“五行”说的批判
荀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日：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在引用《荀子·非十二子》时，只保留了荀子对其中十子的批判，而去掉了以上批判思孟学派的言论⑧。宋人王应麟认为：“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⑨后人或从其说。王应麟的看法实际上暗含两个预设：第一，《荀子》《韩诗外传》相似的文字本应相同；第二，荀子不至于如此批判孟子。王应麟可以大胆假设，但他并未提出确凿的证据加以论证，因此不可轻信。荀子的思想本来就与思孟学派大有不同，因此，荀子批判思孟学派并不奇怪。而韩婴也完全可以不同意荀子的意见，相反，整个《韩诗外传》对孟子均持赞扬态度。可见，《韩诗外传》去掉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正是韩婴呵护思孟，而不同意荀子的表现。韩婴的这一态度为宋人讨伐荀子张了本。比如宋人贾同说：“仲尼之道，孟轲学而行之，吾谓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学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为十二而复云云，此所谓是尧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则尧亦未足信矣。”①又如黄震，称荀子非子思、孟子，乃是“以知道自任”，“以自继孔子之传”，简直“失正坐不自量耳”②。
关于荀子为什么批判思孟学派之“五行”说，学界讨论极多，分歧亦多。台湾学人黄俊杰、杨儒宾，大陆学者梁涛等先生均有详细的总结与论述③。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荀子绝无反对思孟学派效法先王以及重视仁、义、礼、智、信④五种品德的意思；相反，荀子自己也十分尊重先王，而且对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都褒奖有嘉。不过，荀子对思孟学派因过分强调道德超越而疏于阐述治理国家的具体政治原则表示不满。荀子曾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圣”，“尽伦者也”，重在伦理价值判断，指符合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王”，“尽制者也”，重在制度建构。在荀子看来，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必须转化为具体有效的制度安排。思孟学派偏重学习先王的道德修养，而疏于把握先王的治国方略，不能有效地将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乃是未能深刻领悟先王之道，不知“统类”的学习方法，所以应该受到批判。荀子正是觉察到思孟学派的政治学说因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⑤而不为世用的弱点，才对“五行”说提出了批判。荀子的这种批判恰恰是他力图“内圣”开出“外王道”，更加注重其政治学说的可操作性及实践效果的表现。荀子的这种努力恰恰开启了秦汉儒学的发展方向，叔孙通、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的儒学实践无一不有荀学的印记。可以说，正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人善于总结前代儒学之不足，勇于吸取其他学派的营养，从而实现了儒学的自我改造、自我革新，使儒家学说特别是政治学说具有了行之有效的实践品格，儒家学说才最终自下而上，从私学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又从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基本信仰，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⑥。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批判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真实意图及其理论意义不为韩婴和宋人所理解，乃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遗憾。
荀子身逢乱世，异说蜂起，其救世心切，故立说非常注重实效，言之切切，不免王霸之气混杂，批评他人，言辞有时不免过激。而韩婴之世，天下一统，思想交锋不必一如战国末期那样激烈，因此，他在引述荀子观点时，做出了更加符合“醇儒”标准的调整。宋人特别是宋明理学正是沿着韩婴的理路，从维护道德的纯正性和经学的权威性着眼而责伐荀子。
《《韩诗外传》对荀子的批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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