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性爱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太阳很好》中的女主人公宁洁丽，她那受伤的心灵，按作者何顿的安排，竟是“被十月的阳光医治好了”。宁洁丽自称是“刚刚受过阳光教育的我”。在作者看来，人类所存身的大自然，尤其是太阳，使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情感再生能力。再不幸的人，受到欣欣向荣的整个自然界的感召，也会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

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呈现出从简单化向复杂性的演变趋势。《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粗线条、思维简单化、思维直线式，回避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高洁的青松》中，为妻的陈静是个向“四人帮”投降变节的软骨头。她因“挽救”不回“走资派”丈夫，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决绝地离家出走。于此时，不管夫、妻，还是子女，都没有片刻的犹豫、丝毫的伤感，及些微的困惑。家庭的解体，竟激不起家庭成员一点儿情感的涟漪。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点儿太简单化了。这种倾向，对爱情小说而言，实属致命的弱点。爱情小说原应有一点儿“揭秘性质”，揭示当事人内心的堂奥。早期的作者，失去了这个有利的机会。后来的爱情小说，则日见复杂起来。《无人倾诉》中的杜启明，始终动摇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他在与情人相处时，会牵挂着妻子，因而心不在焉；而和妻子在一起时，又对情人抱有深重的负疚感。在《城市爱情》中，情侣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十分地复杂化；冷军爱岳影儿，岳影儿爱冷平，冷平爱林默兰，林默兰爱李小山，李小山在海外与别的女人有瓜葛。这真成了情感上的连环套，有时会把读者绕在里头出不来。

我们还要探讨从“抽象概括性”，向“具体细节性”的转变。早期的爱情小说较为幼稚，粗陈梗概。大多用于说明文式的叙事语言，交待出情节的进展，勾勒出故事的框架，“抽象概括性”较强。比如，《归宿》中陈慧芳的丈夫杨剑平１９５７年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远方去劳改。她坚定不移地等着他，等了２２年。这２２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对此，文中只有一句概括性的说明：“为了她，他受尽煎熬无怨；为了他，她历尽辛酸坚守。”２２年来，她在人们的白眼中盲目地苦守着，不曾有徒劳感？不曾有沮丧感灰颓感绝望感？即使她真的未曾有过任何动摇，作者也该设计一、两个提示性的细节，使读者可借以得知她的心理状态。同样，在《爱的权利》中，李欣与舒贝这一对少男少女，既然互相爱慕，就不曾在眉目神态间有所流露、在言谈话语中有所试探？———仍然是缺少具体的、足以打动人心的细节。这样的生活细节，对于富有社会经验的读者而言，是某一类感情、某一种性格的信号。它在读者的动力定型系统中，会引发条件反射。《绿化树》中有一个细节，很适于说明这一点。马樱花看到刚来的劳改释放犯章永嶙，因饥饿而濒临死亡，她万分同情。她把张招呼到自己家里，递给他（即作品中的“我”）一个白馍。这个馍对“我”来说真是太贵重了，“我”仔细端详着它，在它上面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指纹印，看着这无意间留下的个人情感的印记，“我”止不住悲从中来。读到这里，读者明白：章永嶙深深地被打动了。读者会下意识地按生活逻辑进行推理。他们想到：以章那劳改犯的身份，必是十几年不曾得到一点儿人情上的暖意了。这指纹对他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必将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可他多年来唯唯诺诺，已不能自如地表达感情。而且，表达什么？怎么表达都会显得轻飘。词不达意，反而成为对她的玷污。他牢牢地记得自己是被打入“另册”的，无权平等地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这指纹，在他心中引发的情感体验，不仅仅是女性的温馨感、善良者的怜爱癖，还有难以道明的辛酸、苦涩！一个细节，竟会产生如此一言难尽的综合性情感效应。情感的回声，在读者的胸腔轰鸣！我们看到，在后期的爱情小说中，作者往往让特征性、标志性的生活细节，载荷超量的感性信息，并让那感性信息，附着有理性的意义。于是，生活细节，就成了精神的一个征兆，心灵的一个迹象。作家那零碎性的、片断性的观察成果，融入了他独特的理解后，构成了有本质内涵的具体细节。

下面我们考察当代的爱情小说，由“模式化”向“非模式化”的变异。“模式化”的意指之一：“新人新事新风尚”。马烽的《结婚》、康濯的《春种秋收》、方之的《在泉边》、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蜜月》等等，均为这种模式的产物。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趋前的思想觉悟。“模式”之二：“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新时期早期涌现的一大批爱情小说（《月食》、《土壤》、《归宿》、《爱的权利》、《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大抵属此类。主人公们都历尽磨难而忠贞不渝。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找不到原型，但属于少数，比例偏小。“散伙率”其实高于“固守率”。就某篇作品的个案价值来说，它也许与生活中的个别事例相吻合，就爱情小说整个的作品系列而言，却违背了大多数婚恋的实情。用百分之八、九十的故事模式，去反映百分之一、二十的事实，概率显然是颠倒了，是全局性的不真实。我们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该将目光限定于某个作品的“单篇值”，而忽略了该类作品的“总体值”。从“简单枚举法”是得不到社会真相的，概率论反映的才是普遍性的现实。“模式”之三，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打救男性落魄者。田二嫂对返乡劳改的邱玉华（《孕育在大地之中》）、哑女对沦落该地的画家（《心香》）、李秀芝对右派许灵均（《灵与肉》）、乔安萍对“牛鬼蛇神”石在（《土牢情话》）、秋爽对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小祁（

《秋爽》）、马樱花对劳改释放犯章永嶙（《绿化树》）、惠婶对遭难的“我爸爸”（《后窗》）……这一组组人际关系，都可归于我们所说的“模式”之三。这些农村劳动妇女，都有“同情弱者，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她们对于罹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救助，都毫无个人动机。她们富绰有余的，是那观音菩萨般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她们因而被看作人民母亲的化身。“模式”之四：是改革大潮初起时，那滥觞一时的“改革恋爱”模式。这种雷同的模式，固然令人厌倦，但“陷入困境的改革家得到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方获取“改革”与“恋爱”双喜临门的美满结局。这结局中，仍寄寓着“在时代风云里寻找个人幸福”的“社会期待”（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与童贞、《花园街五号》里的刘钊和吕莎、《故土》中的白天明与袁静雅、《跋涉者》中的杨昭远与丁雪君等等）；而在“改革”与“恋爱”相拮抗时，又显示出：历史的前进，要求作为前进动力（而不是冀申、顾荣类的阻力）的个别人，以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为代价，作出殉道式的自我牺牲。以及牺牲者悲壮的承受性（如《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男人的风格》中的陈抱帖、《火红的云霞》中的梁霄等）。“模式”之五，“个人罗曼史与社会变迁史的耦合”，或曰：“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国家的盛衰荣辱相耦合”。“耦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因密切的相关性，在运动发展中互相干予、互相牵制的现象。我国解放５０年来政治风波之多，是世所罕见的；中国人的婚恋受政局影响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个人婚恋与社会风浪，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爱情小说中，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政局变动往往是人物命运的内在动因。这种“耦合”现象，在《张铁匠的罗曼史》、《在水煎包子铺里》、《抱玉岩》等小说得到了再现。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

《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