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持怀疑的态度，甚至玩弄爱情。这组作品的创造性体现在诗人发现了爱情的某些不同的内涵，变味的内涵，而且还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穆旦写的爱情其实只是一种象征，他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诗人的思考。这样一来，诗的内涵就扩大了，深沉了，因而能够使人常读不厌。
　　
　　在“朦胧诗”时期，“我不满”、“我——不——相——信”等声音，其实是对“文革”践踏人性的反思和消解。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是对十年动乱的准确而又深刻的揭示，而且升华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一种诗意的概括。
　　
　　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诗人对于历史、现实的消解却越来越普遍，他们可以质疑孔子的价值，把象征中华文明的黄河低俗化、庸俗化，把人的精神肉体化，把美好的理想虚无化，把崇高的精神卑劣化，而他们又没有发现或者建构一种具有导向作用的精神来支撑人与社会的发展，最终导致诗歌缺乏精神向度。
　　
　　诗人以不同的姿态打量世界，可以获得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但不同的姿态所产生的艺术效用是不一样的。人们现在都承认诗人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就诗歌发展的历史看，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诗人不应该凌驾于他人和世界之上，不过，优秀的诗人确实比普通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可以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负面中看到动力。艾青就说过：“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优秀诗人总是能够通过诗篇带给读者关于生命的启迪，如果诗人打量世界的方式存在问题，他们不但不能提供启迪，反而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迷茫与困惑。这是与诗人作为时代精神“代言人”的身份不相符合的。
　　
　　诗歌精神的建构应该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具体说，就是应该全面打量历史与现实，辩证地对待其中的一切，通过诗人自己的思考，张扬对人的发展具有意义的思想与精神，批判、解构对人与社会发展具有阻滞作用的内容。诗人是时代精神的发现者与建构者，如果我们的诗人在精神境界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其视野、境界还不如普通人，所看到的、体验到的还没有普通人思考得全面，他们所抒写的内涵不能为精神、文化的建设有所促进，那么，诗歌的发展、诗人的地位与形象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的诗歌和诗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已大异其趣，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蒋登科：《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
　　
　　②“新来者”是吕进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在新时期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他们没有被列入“朦胧诗”群体，如雷抒雁、叶延滨、傅天琳、李钢、李小雨等。
　　
　　③孙绍振：《后新潮诗的反思》，《诗刊》1998年第1期。
　　
　　作者简介：蒋登科，男，1965年生，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重庆，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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