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作者/蒋登科
摘要：诗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评价诗歌的重要角度，也是确定诗歌格调高低的主要尺度。把握这种关系的是诗人，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处理体现出诗人不同的艺术姿态，而这种姿态对于诗歌的艺术效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诗歌的精神向度主要取决于诗人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从诗歌历史考察，诗人在处理诗歌与世界的关系时，一般主要有四种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对这些姿态的基本内涵和艺术效用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当下诗歌的现状和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诗人；艺术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1－０071－０5
诗歌究竟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应该以群体为本位？诗歌究竟应该是个人性的还是个性化的？这种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有些时候，持个人化观点的人似乎更多，尤其是在代表未来诗歌发展方向的年轻诗人那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而言有三点：其一，有些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既然是以个人创造、个人劳动为主的艺术活动，个人性自然应该是它的主要特点；其二，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些诗人就把这里的人理解为“个人”，把艺术奠基于对个人的观照；其三，年轻诗人思想活跃，创造力强，脑子里较少过去那些关于诗歌的固定的框框套套，敢于挑战一些新的问题，试图和以前的做法不同，个人本位就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其实，以群体为本位和以个人为本位的诗历代都有，唐代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可以说是这两种倾向的代表。而这两种诗都流传下来了，喜欢它们的读者可以各取所爱。
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古今中外的诗人、评论家有许多描述。清代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清代沈雄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古今词话》）。诗人概括诗歌发展历史，并通过自己的体验，以诗话的方式描述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在现代，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胡风、袁可嘉等都发表过有价值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在强调诗的个人性、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反对诗与现实应该保持独特的关系。总体来看，人们对于以群体为本位而又具有个性的诗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即使在当下也是如此，这可能和中国诗学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忽略了对广泛的外在现实的关注，而是躲在个人的世界里甚至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苦心经营，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与读者的疏离，我们不能说那些作品不优秀，有些作品在艺术想象、艺术表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才气令人眼前一亮，但结果却是诗的读者少了，诗的影响力减小了，把它称为“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①应该是合适的。2008年以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玉树大地震等所激起的社会影响，群体、国家的力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体现，又使人们（包括许多诗人）重新开始关注诗与现实的关系，很多诗人都创作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我们不是说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但它们所产生的艺术效应确实和个人化的作品有所不同。
诗的精神向度主要来源于诗人的艺术姿态，也就是诗人观照世界、表现世界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和精神上的最终归宿。就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诗人的艺术姿态取决于他们对诗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在具体的创作和作品中，这种姿态其实不只是个人本位、群体本位两种情形，细致一点划分，可以概括出对话、介入、逃避、消解等几种更具体的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在诗的表达、诗的格调、诗的影响等方面所产生的艺术效用都是有所不同的。
一、对话
对话方式是诗人与他所打量的对象处于平等的位置，通过对世界的平等观照揭示诗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抒写其人生态度。这种姿态在中国传统诗中非常普遍。许多诗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打量来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观人的地位与价值，揭示生命的规律。在这样的诗中，诗人并不比其他人高明，而只是艺术的发现者、心灵的表现者，以平和、关爱、抚慰的心态表达自己的人生观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山水诗是能够较好体现这种姿态的诗歌类型之一。山水诗通过寄情山水，或者说是通过与山水的对话，抒写诗人的性情、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由山水诗引发的对外在意象的大量使用，是不少其他题材的诗篇对这种姿态的延续。通过这种对话，诗人发现一些人生的哲理，甚至提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比如苏轼的《题西林石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自然景观升华出对人生的理解，揭示出距离与美的关系，成为千古名篇。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其中的一些诗行，表面看似乎是在写自然风光，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实际上已经升华为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达到了一种哲学式的开阔与包容。在诗人那里，山水已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然“山水”，而是寄寓了诗人情感的对象，或者说，“山水”已经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主体与客体合为一体，处于平等地位，因而，在农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古代中国，山水诗往往与诗人的心态、情感能够很好地达成一致。
在新诗中，这种姿态也是诗人切入历史与现实、抒写心灵的重要方式之一。优秀的诗人往往不以先入为主的姿态给对象定性，而是试图通过深刻、广泛的体验，发现和提升对象所蕴涵的诗意和人生启迪。诗人的主体意识是通过对对象的精神蕴涵的挖掘而揭示出来的。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绿原等诗人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审视、对民族精神的把捉，都是通过具体场景、对象体现出来的。对于困境与迷茫，他们没有怒发冲冠，而是深入内里，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使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诗人所抒写的现实与忧患。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对人生、现实的冷静思考一方面体现出思想的深刻，另一方面也是与历史、现实的对话，从中发现了具有普视意义的人生哲理，甚至生命哲学。
在诗歌创作中，对话不是简单的语词沟通，而是深度的心灵甚至生命交流，其间纠缠着矛盾、冲突，只是诗人处理这些矛盾、冲突的方式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有时甚至显得冷静、平和，其基本立足点是不把自己放在高于他人、高于世界的位置上，对着世界和他人指手画脚。
二、介入
介入姿态是揭示诗人与世界关系的另一种切入方式。其实，只要写诗，诗人都需要介入，介入世界，介入内心，但这里所谓的“介入”包含“干预”的内涵，就是诗人不但要揭示现实与生命的本质，而且要对其作出诗人自己的审美评价或审美判断。这种姿态在过去主要是针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而言的。在中国诗歌中，介入现实的最早源头在《诗经》。《诗经》中的“风”诗中有许多揭示现实苦难、官民冲突的作品，其实就是对生活与现实的介入，如《硕鼠》、《伐檀》等。这种追求在中国诗歌发展中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在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关注现实、以批判的姿态而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三别”等作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新诗史上，由于国家、民族的苦难一个接着一个，介入现实的诗也非常多，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所有诗人都创作过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命运的作品，体现出非常开阔的视野、非常明朗的情感向度。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作品因为对现实与苦难的介入而成为新诗史上的经典。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是直接介入生活的，许多作品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批判，成为中国诗歌在艺术上复活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新诗艺术在遭到重创之后重新复苏的时期，也是新诗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归来者”诗人、“朦胧诗”诗人、“新来者”诗人②三路大军会聚诗坛，因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诗人思想活跃，针对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禁锢进行深入思考，大胆抒写人生理想，如柏华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骆耕野的《不满》，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精神解放和后来的诗歌精神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诗人在深入了解历史、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把握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他们不直接揭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是抒写自己对于现实、生命的方向的追寻。郭沫若是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使用大意象，追求宏大叙说，但这不是空洞的、没有精神基础的诗意追求，而是把握了生命与现实发展的方向，因而，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另一个层面的揭示，其精神内涵是具有普世特征和恒久价值的。《凤凰涅槃》是对追求新变的五四时代精神的赞美，但作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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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登科
摘要：诗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评价诗歌的重要角度，也是确定诗歌格调高低的主要尺度。把握这种关系的是诗人，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处理体现出诗人不同的艺术姿态，而这种姿态对于诗歌的艺术效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诗歌的精神向度主要取决于诗人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从诗歌历史考察，诗人在处理诗歌与世界的关系时，一般主要有四种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对这些姿态的基本内涵和艺术效用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当下诗歌的现状和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诗人；艺术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1－０071－０5
诗歌究竟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应该以群体为本位？诗歌究竟应该是个人性的还是个性化的？这种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有些时候，持个人化观点的人似乎更多，尤其是在代表未来诗歌发展方向的年轻诗人那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而言有三点：其一，有些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既然是以个人创造、个人劳动为主的艺术活动，个人性自然应该是它的主要特点；其二，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些诗人就把这里的人理解为“个人”，把艺术奠基于对个人的观照；其三，年轻诗人思想活跃，创造力强，脑子里较少过去那些关于诗歌的固定的框框套套，敢于挑战一些新的问题，试图和以前的做法不同，个人本位就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其实，以群体为本位和以个人为本位的诗历代都有，唐代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可以说是这两种倾向的代表。而这两种诗都流传下来了，喜欢它们的读者可以各取所爱。
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古今中外的诗人、评论家有许多描述。清代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清代沈雄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古今词话》）。诗人概括诗歌发展历史，并通过自己的体验，以诗话的方式描述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在现代，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胡风、袁可嘉等都发表过有价值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在强调诗的个人性、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反对诗与现实应该保持独特的关系。总体来看，人们对于以群体为本位而又具有个性的诗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即使在当下也是如此，这可能和中国诗学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忽略了对广泛的外在现实的关注，而是躲在个人的世界里甚至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苦心经营，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与读者的疏离，我们不能说那些作品不优秀，有些作品在艺术想象、艺术表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才气令人眼前一亮，但结果却是诗的读者少了，诗的影响力减小了，把它称为“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①应该是合适的。2008年以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玉树大地震等所激起的社会影响，群体、国家的力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体现，又使人们（包括许多诗人）重新开始关注诗与现实的关系，很多诗人都创作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我们不是说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但它们所产生的艺术效应确实和个人化的作品有所不同。
诗的精神向度主要来源于诗人的艺术姿态，也就是诗人观照世界、表现世界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和精神上的最终归宿。就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诗人的艺术姿态取决于他们对诗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在具体的创作和作品中，这种姿态其实不只是个人本位、群体本位两种情形，细致一点划分，可以概括出对话、介入、逃避、消解等几种更具体的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在诗的表达、诗的格调、诗的影响等方面所产生的艺术效用都是有所不同的。
一、对话
对话方式是诗人与他所打量的对象处于平等的位置，通过对世界的平等观照揭示诗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抒写其人生态度。这种姿态在中国传统诗中非常普遍。许多诗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打量来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观人的地位与价值，揭示生命的规律。在这样的诗中，诗人并不比其他人高明，而只是艺术的发现者、心灵的表现者，以平和、关爱、抚慰的心态表达自己的人生观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山水诗是能够较好体现这种姿态的诗歌类型之一。山水诗通过寄情山水，或者说是通过与山水的对话，抒写诗人的性情、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由山水诗引发的对外在意象的大量使用，是不少其他题材的诗篇对这种姿态的延续。通过这种对话，诗人发现一些人生的哲理，甚至提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比如苏轼的《题西林石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自然景观升华出对人生的理解，揭示出距离与美的关系，成为千古名篇。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其中的一些诗行，表面看似乎是在写自然风光，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实际上已经升华为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达到了一种哲学式的开阔与包容。在诗人那里，山水已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然“山水”，而是寄寓了诗人情感的对象，或者说，“山水”已经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主体与客体合为一体，处于平等地位，因而，在农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古代中国，山水诗往往与诗人的心态、情感能够很好地达成一致。
在新诗中，这种姿态也是诗人切入历史与现实、抒写心灵的重要方式之一。优秀的诗人往往不以先入为主的姿态给对象定性，而是试图通过深刻、广泛的体验，发现和提升对象所蕴涵的诗意和人生启迪。诗人的主体意识是通过对对象的精神蕴涵的挖掘而揭示出来的。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绿原等诗人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审视、对民族精神的把捉，都是通过具体场景、对象体现出来的。对于困境与迷茫，他们没有怒发冲冠，而是深入内里，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使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诗人所抒写的现实与忧患。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对人生、现实的冷静思考一方面体现出思想的深刻，另一方面也是与历史、现实的对话，从中发现了具有普视意义的人生哲理，甚至生命哲学。
在诗歌创作中，对话不是简单的语词沟通，而是深度的心灵甚至生命交流，其间纠缠着矛盾、冲突，只是诗人处理这些矛盾、冲突的方式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有时甚至显得冷静、平和，其基本立足点是不把自己放在高于他人、高于世界的位置上，对着世界和他人指手画脚。
二、介入
介入姿态是揭示诗人与世界关系的另一种切入方式。其实，只要写诗，诗人都需要介入，介入世界，介入内心，但这里所谓的“介入”包含“干预”的内涵，就是诗人不但要揭示现实与生命的本质，而且要对其作出诗人自己的审美评价或审美判断。这种姿态在过去主要是针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而言的。在中国诗歌中，介入现实的最早源头在《诗经》。《诗经》中的“风”诗中有许多揭示现实苦难、官民冲突的作品，其实就是对生活与现实的介入，如《硕鼠》、《伐檀》等。这种追求在中国诗歌发展中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在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关注现实、以批判的姿态而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三别”等作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新诗史上，由于国家、民族的苦难一个接着一个，介入现实的诗也非常多，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所有诗人都创作过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命运的作品，体现出非常开阔的视野、非常明朗的情感向度。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作品因为对现实与苦难的介入而成为新诗史上的经典。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是直接介入生活的，许多作品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批判，成为中国诗歌在艺术上复活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新诗艺术在遭到重创之后重新复苏的时期，也是新诗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归来者”诗人、“朦胧诗”诗人、“新来者”诗人②三路大军会聚诗坛，因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诗人思想活跃，针对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禁锢进行深入思考，大胆抒写人生理想，如柏华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骆耕野的《不满》，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精神解放和后来的诗歌精神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诗人在深入了解历史、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把握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他们不直接揭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是抒写自己对于现实、生命的方向的追寻。郭沫若是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使用大意象，追求宏大叙说，但这不是空洞的、没有精神基础的诗意追求，而是把握了生命与现实发展的方向，因而，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另一个层面的揭示，其精神内涵是具有普世特征和恒久价值的。《凤凰涅槃》是对追求新变的五四时代精神的赞美，但作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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