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的,文化认同的危机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代发展到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一次凸现在我们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陈思和,1996)。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吴良镛,2003)。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体现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为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2003)。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and Volkman, 1993,p540);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见Hall, 1997,p186)。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2 第二大危机,中国人地关系的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Boerschmann, 1906)。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
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希缺。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生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昆虫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如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等)。据研究,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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