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人所具有的主动地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酿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苦果（郑度，1994）。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3．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可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胡适，1981）。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鲁迅，1982）。”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98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见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内容，它只是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
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 2001）。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1）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2）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早在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学生就发出了《我们要现代建筑》（蒋维泓，金志强，1956）的呼吁，可惜时代的错误却让他们怀壁其罪。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还他们以公正。“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曾是他们的出发点，景观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民的、日常
《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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