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

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给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以许多启迪，作者呼吁中国当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必须怀抱两大危机意识：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设计和创造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种新伦理体现在尊重平常与平民，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以获得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1．关于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设计学

　　关于设计学科（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的现代化问题，建筑学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了。但在景观、或者说风景园林方面的，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也难怪，生在今日的中国，做一名景观设计师是幸运又痛苦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以往几代人都没有的实践机会；痛苦的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在混乱的学科定位面前，在如过江之鲫的流派、风格、理论面前，我们又很难把握。思考的高度、时间和深度都局限着理论的总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笔者深信，立足本土，扩大视野，站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早日实现设计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五四”开始，八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张静如，1999）。“五四”精神，关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追怀。正如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青的人自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周策纵，1999）。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体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是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现代化（周策纵，1999）。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期望它也推动了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八十多年前的1910-20年代，中国的设计学还在痛苦的草创之中，在现代建筑被动输入的情况下，一切还处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这“铁屋中的呐喊”过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们才浮出海面，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时间的阴差阳错、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选择了多种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继承传统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国的现代建筑，还有一些人则开创性地整理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详参邹德侬，2003，1-40）。无疑这些工作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正是先辈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设计学科的成就和发展。回顾历史，先辈们的伟岸身影仿佛在召唤我们去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

　　八十五年过去了，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成就巨大，但是，也应该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的园林，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成为封建士大夫文化和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本身是现代设计学的重要精神）。我坚信，真正的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而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我们有理由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边缘时代。

　　2．认识危机是复兴的起始，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传统上，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喜欢有人谈时代背景、谈理论的。我们习惯的是一上来就画，就展示一点徒手能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好的图画”，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张饱经沧桑的纸张，我们仅仅有一点工程师的知识、有一点美术功底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五十年代陈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让建筑师变成描图机器（陈占祥，1957，参杨永生，2003，147-148），是呼吁回到设计学科本身的话，在设计人员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种大的、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

　　那么，对于设计学科来说，这样的大视野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有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和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性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法西斯独裁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见Winslow，1995）。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th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

　　2.1 第一大危机，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中国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见张汝伦，2001）。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Seamon，19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