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的话语，那么就不可能有（独特而富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妇女’，西方妇女的特殊自我表征将是成问题的。"因而，在将本土女性"他者"的差异性/特殊性加以本质化的女权主义研究中，都存在帝国主义的影子。
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看来，错误的根源在于霸权化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所声称的再现/代表特权（在英文中，represent或representative有"再现"与"代表"的双重含义）。以自由与学术相标榜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地为第三世界本土妇女说话时，恰恰剥夺了后者自己的声音。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够说话吗？》（2）这篇重要文章中，深入探讨了作为研究主体的调查者（在此即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与作为"贱民"的研究对象（在此即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她问："我们如何才能触及人民的意识？贱民能通过什么样的声音-意识说话？"斯皮瓦克把我们置于再现/代表与可再现性/可代表性这个熟悉又难办的领地。历史学家与研究者如何才能避免不可避免的风险：把自己当作贱民意识的权威代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放弃再现/代表？何种知识分子有资格再现（代表）何种贱民？是否存在不能被再现（代表）的、但又能够知道自己并言说自己的贱民？谁是真正的或代表性的贱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者提供的参照框架中）？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所以消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听她们言说自己。她们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其他欲望与意义的文本。
(1)、参见斯皮瓦克：《在另一个世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the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ethuen, New York,1987,p137。
(2)参见克里斯蒂瓦《贱民能够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收入《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ucation, Basingstoke,1988,pp 271-313。
斯皮瓦克的《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Three wom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 Critical Inquiry ,Vol.12,pp.242-61）同样是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此文展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权主义批评之间冲突的核心。文章指出：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妇女是明显缺席的。斯皮瓦克说，西方女权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对于妇女历史的重读表明，西方的女权主义历史运动就是依据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来界定自己。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女性个人主义的战场在什么地方，也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女性"成就"相联系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的文章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权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女性个人主义者是在与中心与强势力量的关系中阐述自己的，本地的妇女在这个关于妇女的规范的出现过? 讨斜慌懦?谕狻Ｔ诙杂凇都虬?返姆治鲋校?蛊ね呖税颜飧鑫鞣脚?ㄖ饕逋瞥绫钢恋奈谋局糜谂分薜酃?饕宓氖贝?锞持校?赋觯?9世纪欧洲的文化与文学生产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计划的历史与成就的。因此只要女权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寻找其灵感源泉，那么它就必然带有帝国主义话语的特征。
但是，上述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批判也存在局限。她们都把"真正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认识论上的不透明性（opacity）本质化或理想化了。在她们看来，第三世界的妇女总是处于西方分析范畴之外，她们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与经验的载体；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批评者悖论式地重新赋予第三世界妇女她们开始时要加以破除的偶像性。这个新近重获的形象现在被假设为反殖民抵抗的凯旋场。这是一种倒转的种族中心主义（reversed ethnoc
2、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
尽管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方面，后殖民主义批评显得振振有辞，但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斗争中，后殖民主义最终不能解决"女权主义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两个诉求之间的紧张。正如佩特森（K·H·Peterson）指出的，它不能解决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斗争之间哪个更加重要、更加优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当代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至少部分地"出身"于帝国主义，那么，后殖民主义则常常把反殖民斗争与第三世界的妇女解放对立起来，使得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种诉求二元对立化。
在他的《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 Haakon Chevalair, Grove Press, New York ,1965）这本书中，法农把"带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the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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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看来，错误的根源在于霸权化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所声称的再现/代表特权（在英文中，represent或representative有"再现"与"代表"的双重含义）。以自由与学术相标榜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地为第三世界本土妇女说话时，恰恰剥夺了后者自己的声音。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够说话吗？》（2）这篇重要文章中，深入探讨了作为研究主体的调查者（在此即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与作为"贱民"的研究对象（在此即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她问："我们如何才能触及人民的意识？贱民能通过什么样的声音-意识说话？"斯皮瓦克把我们置于再现/代表与可再现性/可代表性这个熟悉又难办的领地。历史学家与研究者如何才能避免不可避免的风险：把自己当作贱民意识的权威代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放弃再现/代表？何种知识分子有资格再现（代表）何种贱民？是否存在不能被再现（代表）的、但又能够知道自己并言说自己的贱民？谁是真正的或代表性的贱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者提供的参照框架中）？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所以消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听她们言说自己。她们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其他欲望与意义的文本。
(1)、参见斯皮瓦克：《在另一个世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the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ethuen, New York,1987,p137。
(2)参见克里斯蒂瓦《贱民能够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收入《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ucation, Basingstoke,1988,pp 271-313。
斯皮瓦克的《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Three wom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 Critical Inquiry ,Vol.12,pp.242-61）同样是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此文展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权主义批评之间冲突的核心。文章指出：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妇女是明显缺席的。斯皮瓦克说，西方女权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对于妇女历史的重读表明，西方的女权主义历史运动就是依据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来界定自己。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女性个人主义的战场在什么地方，也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女性"成就"相联系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的文章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权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女性个人主义者是在与中心与强势力量的关系中阐述自己的，本地的妇女在这个关于妇女的规范的出现过? 讨斜慌懦?谕狻Ｔ诙杂凇都虬?返姆治鲋校?蛊ね呖税颜飧鑫鞣脚?ㄖ饕逋瞥绫钢恋奈谋局糜谂分薜酃?饕宓氖贝?锞持校?赋觯?9世纪欧洲的文化与文学生产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计划的历史与成就的。因此只要女权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寻找其灵感源泉，那么它就必然带有帝国主义话语的特征。
但是，上述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批判也存在局限。她们都把"真正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认识论上的不透明性（opacity）本质化或理想化了。在她们看来，第三世界的妇女总是处于西方分析范畴之外，她们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与经验的载体；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批评者悖论式地重新赋予第三世界妇女她们开始时要加以破除的偶像性。这个新近重获的形象现在被假设为反殖民抵抗的凯旋场。这是一种倒转的种族中心主义（reversed ethnoc
entrism），它本质上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总体化思维没有根本区别。
2、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
尽管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方面，后殖民主义批评显得振振有辞，但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斗争中，后殖民主义最终不能解决"女权主义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两个诉求之间的紧张。正如佩特森（K·H·Peterson）指出的，它不能解决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斗争之间哪个更加重要、更加优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当代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至少部分地"出身"于帝国主义，那么，后殖民主义则常常把反殖民斗争与第三世界的妇女解放对立起来，使得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种诉求二元对立化。
在他的《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 Haakon Chevalair, Grove Press, New York ,1965）这本书中，法农把"带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the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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