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失误探因
八大”的论断也曾不时地流露出一些动摇和怀疑的倾向。但是，在八大以后的大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还是基本正确的。
在反右派斗争问题上的失误，是毛泽东对主要矛盾认识发生逆向转变的重要关节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7月提出， “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 ）。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是他完全背离八大论断的标志，是其主要矛盾认识失误的起点。
此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再没有从根本上发生过动摇。相反，却沿着失误的轨道越走越远。当然，这条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在这条波浪起伏的曲线中，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无疑是“文革”前的两个波峰。
在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即1958年1月，毛泽东曾提出， 到下半年反右整风搞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阶级斗争相对有所松驰。可是到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 当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意见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阶级斗争战场已经由党外（主要是知识分子）移到了党内，从而得出了“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的结论。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60年起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阶级斗争的弦相对放松，但到了1962 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时，鉴于党内特别是领导层有人大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想”，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此后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的提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直至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发生失误的危害和原因
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其主要表现：一是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二重化，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始终未能与主要矛盾相一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始终未能实现；二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进而把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归结为敌我问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幸和灾难；三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错过了多次大的发展机遇，使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毛泽东之所以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从基本正确逐步走向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对国内外局势主观唯心的估量
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也是当当时复杂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的反映，但这个反映不是以客观的形势分析为前提，而是对形势进行主观唯心估量的产物。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社会各领域全面而急剧的变革，尤其是三大改造后期严重地过粗过快，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增多，为以后社会的持续动荡埋下了种子。1956年2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成为引发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动荡的始源，波兰、匈牙利等国相继发生严重的武装骚乱，受其影响，国内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事件。缺乏思想准备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对此都感到极大的困惑。经过反复思考、讨论，党中央初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执政党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并使矛盾不断得到妥善解决；认为国内闹事的原因，主要在于少数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 、396、432、425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中央制定了开门整风的决策。很显然，这个认识及决策是以客观的形势分析为基础的，与“八大”论断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但时间不长，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内批评意见的急剧增多，尤其是极少数人的恶意攻击，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前途产生了深切的忧虑。“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我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很显然， 毛泽东对这些事件作出了过度的反应，其结果是，背离了原来正确的认识，导致既定决策及其初衷的改变。开门整风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以便把右派“聚而歼之”（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从此， 主观唯心地估量国内外局势的倾向一直体现在毛泽东的认识活动中，由此推动着错误的主要矛盾思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继1959年把彭德怀等人打成“有国际背景”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二）对阶级范畴的主观随意性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属于经济范畴，列宁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告诉我们，划分阶级只能以人们的经济地位为标准，其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区分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标志。我们党历来都是严格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的精神来划分阶级的，但是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对阶级范畴的理解日益显示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
毛泽东在1958年3 月成都会议上说：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裕中农。很显然，这个论点既违背了党的传统，又不合乎实际。
1952年底土改运动的结束，是帝、官、封在大陆已被彻底消灭的标志。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在拿取定息，但其经济基础的消灭，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从事剥削活动的手段和条件。所以，作为完整的阶级来说，也已经不存在了。原剥削阶级的“分子”，正在被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反右派斗争的“战果”，55万右派分子，是被人为地划定的一个“政治派别”，其99％是扩大化的牺牲品，而不是什么“蒋介石在大陆的代理人”；本来就不剥削或仅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已被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裹挟进了国家企事业机关；“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也早把98％的农民变成了合作社尤其是高级社的社员，所谓“富裕中农”实质上是靠诚实劳动和善于经营、带头走富裕道路的一股积极力量；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作为一个阶层附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其绝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失误探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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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派斗争问题上的失误，是毛泽东对主要矛盾认识发生逆向转变的重要关节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7月提出， “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 ）。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是他完全背离八大论断的标志，是其主要矛盾认识失误的起点。
此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再没有从根本上发生过动摇。相反，却沿着失误的轨道越走越远。当然，这条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在这条波浪起伏的曲线中，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无疑是“文革”前的两个波峰。
在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即1958年1月，毛泽东曾提出， 到下半年反右整风搞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阶级斗争相对有所松驰。可是到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 当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意见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阶级斗争战场已经由党外（主要是知识分子）移到了党内，从而得出了“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的结论。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60年起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阶级斗争的弦相对放松，但到了1962 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时，鉴于党内特别是领导层有人大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想”，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此后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的提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直至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发生失误的危害和原因
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其主要表现：一是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二重化，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始终未能与主要矛盾相一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始终未能实现；二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进而把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归结为敌我问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幸和灾难；三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错过了多次大的发展机遇，使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毛泽东之所以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从基本正确逐步走向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对国内外局势主观唯心的估量
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也是当当时复杂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的反映，但这个反映不是以客观的形势分析为前提，而是对形势进行主观唯心估量的产物。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社会各领域全面而急剧的变革，尤其是三大改造后期严重地过粗过快，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增多，为以后社会的持续动荡埋下了种子。1956年2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成为引发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动荡的始源，波兰、匈牙利等国相继发生严重的武装骚乱，受其影响，国内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事件。缺乏思想准备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对此都感到极大的困惑。经过反复思考、讨论，党中央初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执政党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并使矛盾不断得到妥善解决；认为国内闹事的原因，主要在于少数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 、396、432、425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中央制定了开门整风的决策。很显然，这个认识及决策是以客观的形势分析为基础的，与“八大”论断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但时间不长，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内批评意见的急剧增多，尤其是极少数人的恶意攻击，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前途产生了深切的忧虑。“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我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很显然， 毛泽东对这些事件作出了过度的反应，其结果是，背离了原来正确的认识，导致既定决策及其初衷的改变。开门整风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以便把右派“聚而歼之”（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页。）从此， 主观唯心地估量国内外局势的倾向一直体现在毛泽东的认识活动中，由此推动着错误的主要矛盾思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继1959年把彭德怀等人打成“有国际背景”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之后，60年代又认为苏联已经“国变色”、“党变修”，旨在“反修防修”的社教运动使“阶级敌人”的阵营急剧扩大，毛泽东又产生了“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错觉。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批判”为突破口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二）对阶级范畴的主观随意性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属于经济范畴，列宁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告诉我们，划分阶级只能以人们的经济地位为标准，其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区分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标志。我们党历来都是严格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的精神来划分阶级的，但是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对阶级范畴的理解日益显示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
毛泽东在1958年3 月成都会议上说：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裕中农。很显然，这个论点既违背了党的传统，又不合乎实际。
1952年底土改运动的结束，是帝、官、封在大陆已被彻底消灭的标志。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在拿取定息，但其经济基础的消灭，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从事剥削活动的手段和条件。所以，作为完整的阶级来说，也已经不存在了。原剥削阶级的“分子”，正在被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反右派斗争的“战果”，55万右派分子，是被人为地划定的一个“政治派别”，其99％是扩大化的牺牲品，而不是什么“蒋介石在大陆的代理人”；本来就不剥削或仅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已被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裹挟进了国家企事业机关；“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也早把98％的农民变成了合作社尤其是高级社的社员，所谓“富裕中农”实质上是靠诚实劳动和善于经营、带头走富裕道路的一股积极力量；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作为一个阶层附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其绝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失误探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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