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
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P.86 ）他敏锐地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尤为关注，强调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P.279）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3］（P.377—378）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 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 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西方现代化中的“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
近10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已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观察到无论何种流派的观点，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框框。然而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们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时段内总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人的价值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市场价值，也包含人文价值。因此，人们实际经济行为在许多场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这就相应地应该用非最优化方法来描述和分析更为普遍、更加复杂的非完全理性行为。这无疑是发展理论的一个进展。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经济发展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公平、合理。但同时他又强调，人还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发展理论的命题，都特别强调了“第一生产力”中和实现四化的关键因素——人、人的素质。1986年4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谈到：“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5］（P.350）同年11月，他进一步对这种人作了质的规定：“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P.190）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3］（P.205）“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P.111）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发展的最终目的。这里所提到的现代化的人、人才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从而赋予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以新的特质。它发挥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汲取了毛泽东当年在写《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按语时论述的“新人”的合理因素。可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仅描画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从而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1］萨缪尔逊，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380．
［2］杨耕．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J］．教学与研究，1999（10）：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5］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84．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 ］．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394—455．
［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75．
［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2656.html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 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 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西方现代化中的“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
近10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已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观察到无论何种流派的观点，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框框。然而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们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时段内总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人的价值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市场价值，也包含人文价值。因此，人们实际经济行为在许多场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这就相应地应该用非最优化方法来描述和分析更为普遍、更加复杂的非完全理性行为。这无疑是发展理论的一个进展。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经济发展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公平、合理。但同时他又强调，人还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发展理论的命题，都特别强调了“第一生产力”中和实现四化的关键因素——人、人的素质。1986年4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谈到：“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5］（P.350）同年11月，他进一步对这种人作了质的规定：“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P.190）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3］（P.205）“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P.111）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发展的最终目的。这里所提到的现代化的人、人才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从而赋予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以新的特质。它发挥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汲取了毛泽东当年在写《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按语时论述的“新人”的合理因素。可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仅描画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从而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萨缪尔逊，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380．
［2］杨耕．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J］．教学与研究，1999（10）：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5］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84．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 ］．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394—455．
［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75．
［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