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变迁的格局与方向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 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 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因此，我们假定，在正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并不总是有效的条件下，要接近或形成最佳的制度结构，就须：

（1）应使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协调实施，以收取长短之效；受这一基本假定的制约，还应：

（2）使国家尽可能的保持理性，并使国家理性、群体理性符合个人理性而 不是相反；

（3）使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安排与正式安排及正式安排的变迁协调而不是相反；

（4）使制度变迁既依赖既往的制度变迁路径，又要大胆创新；

（5）产权形式要趋向多样化。

我们将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来检验上述假定。

二、变迁的轨迹

（一）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

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缘于国家追求增加财政收入、银行振兴等潜在收益．以华洋义赈会倡行合作救灾为开端，以1928年国民党政府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的设立和 1934年《合作社法》的出台为标志．迈上了国家单方面实施、推动制度变迁的途经。由于资金来源和规模受到较大限制、也不能有效减少农民加入的交易成本，这场强制性制度变迁致使一方面信用合作大发展，一方面高利贷盛行乡间；虽然合作社在保甲制下普及到保，而农业生产却日趋凋敝。

根据地的农业合作，主要体现诱致性待证。采取了农民自愿的方式，“民办公助”是政府行为的主凋。才溪乡的耕田队和耿长锁的合作社等都采取了灵活的资源配置形式和收人分配方案，努力寻找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的适当比例。但是，由于规模的扩大受入社农民退出权的限制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寻找合理的分配方案交易成本就很高．不合理的分配又加大了入社农民的退出行为，从而增加了组织成本，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并不理想，只能实现较小的规模经济。

可见．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都会面临交易成本与规模扩大的矛盾，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规模扩大并不等于经济绩效提高。根据地以限制合作社的规模来减少交易费用，即在生产水平低的情况下．以追求较小的规模经济为目标的做法，是历史已经验证了的理性选择。但后来的变迁恰恰忽视了这条成功的经验。

（二）告别私有产权并极力追求“公平’（1949～1978年）

关干农业合作的重大决策形成于1953年以前。决策依据是对当时出现的两极分化、中农化、富农经济等现象的综合分析，对旧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估计和原因探讨。以及政府强烈的想把中国引向富强的使命感；也体现对意识形态绩效的追求，对不公平增长方式的舍弃和对公平增长方式的偏好——这表现为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刻意缩小和以产权的不断公有比为缩小分配差别的手段。而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约翰逊也说，“‘经济平等的成本对任何希望增长的处于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来说．可能都是巨大的；待别明显的是，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的极大突发，一直是同极大的意外收益的前景和结果相联系的，所以．一个热望取得迅速增长的国家过于强烈的坚持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限制对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以收入差别为前提。因此，政府当时对公平增长方式的选择，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但也由此丧失了不少的经济增长机会，制度创新的绩效也大受削减。这可以从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变迁中看出。互助组为初级社取代，是因为其规模效益有限，更因为它依然是较完整的私有产权。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产权形式——初级社的效率尚未发挥出来就为高级社所代替，原因之一就是高级社是较完整的公有产权。人民公社取代高级社，则说明国家除了要用产权的公有化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外，还要通过建立全新的、完备的社区治理机构来控制农民甚至农民的思想。

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农民较完整的退出权以形成社内农民的自我实施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合作社解散的风险。初级社以使农民获得较互助组更大的剩余享益权作为交换条件．从农民完整的私有权中．分割出一部分归合作社控制的剩余控制权，以私有土地入股的形式构筑了合作社的共有产权结构；生产股份基金的交纳无疑又增加了合作社的产权权重。由于农民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而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成正相关，农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合作社的管理者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济绩效，还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分配等重大制度决策。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拥有较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使他们可以较自由地退出．

稳定运转，从而自觉形成一神防范大多数社员退出以至合作社解散这一风险的自我实施机制（林毅夫，1990）。

较完整的退出权是初级社制度的关键。但形成初级社自我实施机制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借自身暴力潜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农业合作之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注．这使全新的主流意识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内在现定之一就是支持合作社，要求农民加入合作社。这就使单个衣民退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培加大。

另一原因是合作社增加了对生产监督管理者的激励，给他们以较多的剩余权，如地位的改变（从地位低下的“泥腿子”到一方的领导）以及相应的收益（荣誉以及误工补贴）等（A．AAlchian、and H．Demsetz，1972）。

最重要的在于合作社是一种由私有、共有和公营组成的混合型产权结构。除了由公营带来和用于公营的公共积累产权归属不明外，每种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