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可以说是原因所在，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则无非两点：其一是广撷博取，虚怀若谷；其二是勤奋过人，坚持始终。撰稿前我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一位中学教师2008年拜访张先生后留下的日记，其中写到：
张先生77岁了……虽然早已退休，但仍然每天伏案工作八个小时以上……张先生现在做学问，仍然用的是传统的方法，用的是纸和笔。他说他为了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卡片做了一万多张……荀子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张先生正是靠着坚持一生的锲而不舍精神，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并使其著述周身透射着淹博的力量。
所谓“实”，是指张先生研究任何问题总是力求做到“三个充分”，笔下文字从来不带半点浮躁之气
近年来“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逐步成为我国语言学界普遍认同的方向。其实张先生很早就具有以上意识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前行。他的《人称代词的变换》《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羡余信息和修辞》《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等论文，以及《修辞理据探索》等专著，都是“三个充分”的极佳样本。通过以上著述可以看出，张先生无论观察还是描写抑或解释都是极其充分。《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一文归纳出的“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多达五十五种，可谓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修辞理据探索》一书研究修辞与普通逻辑的关系，作者以逻辑基础和修辞效果的对应联系为基础，将修辞现象分为“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无理而妙”“无理而不妙”四种情况，主要研究其中第三种。该著由五章组成，除了绪论以外，其他几章标题分别为“修辞在概念中的反映”“修辞在判断中的反映”“修辞在推理和论证中的反映”“话语衔接的逻辑思路”。以往人们研究语言与普通逻辑关系，很少将目光投向积极修辞的“无理而妙”以及篇章层面的“话语衔接”，张先生则不然，《修辞理据探索》一书对于修辞与普通逻辑关系的审视，可谓点面常变，无所不及。充实、扎实、信实乃是张先生著述的显著特色，而以上特色的形成，就直接原因看主要得益于他研究任何问题总是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就更为深层的原因看，则主要得益于他唯有求实之心而无弄巧之意的朴实学风、端正人品。
所谓“新”，是指张先生高度重视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新领域、新课题的发掘，新结论、新成果的创建
张先生总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吸纳新知，像语境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知识，他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纳入视界化为己有，因为他深知，“丰富的知识，对举一反三地进行思考十分有利。往往是有理论才能有角度，知其二，才能反其三”[24]。他同时认为：“充分掌握别人的观点，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迈开自己的双脚去开拓自己的路。”有鉴于此，张先生把“创新”视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他的第一部文集以“探新”命名充分反映了前述学术追求。宗廷虎认为，张先生的《修辞理据探索》“将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它不仅是我国对修辞与普通逻辑关系开展全面深入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同时也是我国对修辞理据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第一部力作[26]。张先生的‘创新”不仅反映在新领域的开拓上，同时也反映在新成果的创获上，而相对来说后者尤显突出。例如，他的《表达的需要对汉语某些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专门研究语用的语法化，有关探索明显领先于当前正日趋红火的同类研究；又如，他的《羡余信息和修辞》，将羡余成分常见类型归纳为四种：(1)等量式，如“每天每日工作忙”；(2)包量式，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3)虚量式，如“他已经溜之乎也”；(4)负量式，如“他本该有个幸福的童年，但是家庭悲剧，却使他变成了父母双全的孤儿”。该文对于羡余成分基本类型的考察和抽象，无疑也是独树一帜的；此外，他的《‘意多字少”说略》《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时空的表达和修辞》《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由某些语法结构提供修辞资源论析》，不仅结论带有创新性，而且连课题也带有创新性。张先生的《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深得学界好评，王希杰先生(2003)认为，“在他的所有论文中，这一篇是具有最高水平的”[32]。该文主要说明汉语名词如何通过相似性隐喻、相似点激活而获得动词功能的原理以及条件，同时附带说明相关性隐喻在名转动上的作用和这类活用的三种情况以及认知过程。从引文看它似乎是受谭景春先生(1998)《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的启发，其实在谭文发表之前，张先生(1984)就已进行有关研究。当时讨论了三个用例，即“弓着腰”的“弓”，“膝上颜色”的“漆”，以及表示“屈身攀抱，缠住不放”的“猴”，当时的思路与后来的思路没有根本区别，只不过当时是从心理学出发，采用的是‘相似联想”和“关系联想”等旧术语，后来是从认知学出发，采用的是“相似性隐喻”和“相关性隐喻”等新概念，以及只不过当时的研究带有初探性而后来的研究更显成熟而已[34]。张先生早期研究成果发表于二十六年前，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其学术研究探新、拓新、出新之轨迹和特色。
所谓“深”，是指张先生的修辞力作多能鞭辟入里、切中肯綮而给人以茅塞顿开般的深刻启发
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修辞学可以大别为大众修辞学和专家修辞学两种类型。这两类修辞学文章张先生都写，而且都写得很好。他的《语境浅谈》属于前者，十年前该文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教材《语文读本》第六册，连续使用八年之久。大众修辞学需要控制深度和广度，而专家修辞学是不避深广的，它应当将达到相应水准作为努力方向。有些修辞研究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忽略了大众修辞学和专家修辞学的区别，认为大量撰写大众修辞学文章乃是该学科基本任务所在，结果自然是大大损害了修辞学在学界的形象，即便说这门学科还没有沦落到生存危机的地步，但至少说它已经跌人低谷且处于困境之中。面对修辞学当前的窘态，张先生十分着急，他(2004)明确指出：“‘危机、低谷和困境’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来自修辞学自身研究的不深入。”“只有深入，才能胜出。只有深入研究，当代修辞学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再次走上大发展的大道。”对于修辞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具有实用特点，张先生无疑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此，他撰写了不少大众修辞学文章；不过他很清楚，没有‘学”的深入就没有‘术”的浅出，所以他一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专家修辞学研究上。前面说 《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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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77岁了……虽然早已退休，但仍然每天伏案工作八个小时以上……张先生现在做学问，仍然用的是传统的方法，用的是纸和笔。他说他为了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卡片做了一万多张……荀子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张先生正是靠着坚持一生的锲而不舍精神，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并使其著述周身透射着淹博的力量。
所谓“实”，是指张先生研究任何问题总是力求做到“三个充分”，笔下文字从来不带半点浮躁之气
近年来“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逐步成为我国语言学界普遍认同的方向。其实张先生很早就具有以上意识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前行。他的《人称代词的变换》《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羡余信息和修辞》《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等论文，以及《修辞理据探索》等专著，都是“三个充分”的极佳样本。通过以上著述可以看出，张先生无论观察还是描写抑或解释都是极其充分。《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一文归纳出的“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多达五十五种，可谓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修辞理据探索》一书研究修辞与普通逻辑的关系，作者以逻辑基础和修辞效果的对应联系为基础，将修辞现象分为“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无理而妙”“无理而不妙”四种情况，主要研究其中第三种。该著由五章组成，除了绪论以外，其他几章标题分别为“修辞在概念中的反映”“修辞在判断中的反映”“修辞在推理和论证中的反映”“话语衔接的逻辑思路”。以往人们研究语言与普通逻辑关系，很少将目光投向积极修辞的“无理而妙”以及篇章层面的“话语衔接”，张先生则不然，《修辞理据探索》一书对于修辞与普通逻辑关系的审视，可谓点面常变，无所不及。充实、扎实、信实乃是张先生著述的显著特色，而以上特色的形成，就直接原因看主要得益于他研究任何问题总是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就更为深层的原因看，则主要得益于他唯有求实之心而无弄巧之意的朴实学风、端正人品。
所谓“新”，是指张先生高度重视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新领域、新课题的发掘，新结论、新成果的创建
张先生总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吸纳新知，像语境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知识，他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纳入视界化为己有，因为他深知，“丰富的知识，对举一反三地进行思考十分有利。往往是有理论才能有角度，知其二，才能反其三”[24]。他同时认为：“充分掌握别人的观点，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迈开自己的双脚去开拓自己的路。”有鉴于此，张先生把“创新”视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他的第一部文集以“探新”命名充分反映了前述学术追求。宗廷虎认为，张先生的《修辞理据探索》“将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它不仅是我国对修辞与普通逻辑关系开展全面深入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同时也是我国对修辞理据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第一部力作[26]。张先生的‘创新”不仅反映在新领域的开拓上，同时也反映在新成果的创获上，而相对来说后者尤显突出。例如，他的《表达的需要对汉语某些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专门研究语用的语法化，有关探索明显领先于当前正日趋红火的同类研究；又如，他的《羡余信息和修辞》，将羡余成分常见类型归纳为四种：(1)等量式，如“每天每日工作忙”；(2)包量式，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3)虚量式，如“他已经溜之乎也”；(4)负量式，如“他本该有个幸福的童年，但是家庭悲剧，却使他变成了父母双全的孤儿”。该文对于羡余成分基本类型的考察和抽象，无疑也是独树一帜的；此外，他的《‘意多字少”说略》《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时空的表达和修辞》《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由某些语法结构提供修辞资源论析》，不仅结论带有创新性，而且连课题也带有创新性。张先生的《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深得学界好评，王希杰先生(2003)认为，“在他的所有论文中，这一篇是具有最高水平的”[32]。该文主要说明汉语名词如何通过相似性隐喻、相似点激活而获得动词功能的原理以及条件，同时附带说明相关性隐喻在名转动上的作用和这类活用的三种情况以及认知过程。从引文看它似乎是受谭景春先生(1998)《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的启发，其实在谭文发表之前，张先生(1984)就已进行有关研究。当时讨论了三个用例，即“弓着腰”的“弓”，“膝上颜色”的“漆”，以及表示“屈身攀抱，缠住不放”的“猴”，当时的思路与后来的思路没有根本区别，只不过当时是从心理学出发，采用的是‘相似联想”和“关系联想”等旧术语，后来是从认知学出发，采用的是“相似性隐喻”和“相关性隐喻”等新概念，以及只不过当时的研究带有初探性而后来的研究更显成熟而已[34]。张先生早期研究成果发表于二十六年前，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其学术研究探新、拓新、出新之轨迹和特色。
所谓“深”，是指张先生的修辞力作多能鞭辟入里、切中肯綮而给人以茅塞顿开般的深刻启发
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修辞学可以大别为大众修辞学和专家修辞学两种类型。这两类修辞学文章张先生都写，而且都写得很好。他的《语境浅谈》属于前者，十年前该文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教材《语文读本》第六册，连续使用八年之久。大众修辞学需要控制深度和广度，而专家修辞学是不避深广的，它应当将达到相应水准作为努力方向。有些修辞研究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忽略了大众修辞学和专家修辞学的区别，认为大量撰写大众修辞学文章乃是该学科基本任务所在，结果自然是大大损害了修辞学在学界的形象，即便说这门学科还没有沦落到生存危机的地步，但至少说它已经跌人低谷且处于困境之中。面对修辞学当前的窘态，张先生十分着急，他(2004)明确指出：“‘危机、低谷和困境’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来自修辞学自身研究的不深入。”“只有深入，才能胜出。只有深入研究，当代修辞学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再次走上大发展的大道。”对于修辞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具有实用特点，张先生无疑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此，他撰写了不少大众修辞学文章；不过他很清楚，没有‘学”的深入就没有‘术”的浅出，所以他一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专家修辞学研究上。前面说 《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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