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专家修辞学是不避深广的，这里的“深”不是指语言艰深、晦涩难懂，是指内容深刻、启人心智。张先生笔下的专家修辞学文章正是如此，其语言平易、通俗明快，而道理阐发，往往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例如他在考察‘错综”修辞法时指出：
前人云：“一篇文字之中，须有数行整齐处，须有数行不整齐处。”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要两个“须有”？却又不容易确切地回答了。如果从心理活动角度来加以说明，说是：“整句”多根于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而成，在一个语言片断中，既让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得到活跃的机会（亦即运用“整句”），又让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适当中断（亦即运用“散句”），从而摆脱了心理上的单调板滞的感觉，因而文字也就生动活泼了[36]。比起前人只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以上论析“无疑要深刻、科学得多，更利于人们理解其实质”。又如在成功揭示词性转换认知原理的基础上他做了如下总结：
汉语语法、修辞的象似性同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汉语的象似性强无需过多地用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来完成语法结构所担负的语法意义的表达的任务。也可以说，因为汉语语法结构形式无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所以需要更多地依系象似性来完成语法结构所担负的语法意义的表达的任务。以上论述不仅说明汉语在象似性利用上何以远远高于形态语言，同时指出对汉语语法、修辞研究来说加强汉语象似性研究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总之它是极为深刻且新人耳目的。再如他的《修辞理据探索》指出：修辞既有符合逻辑的一面又有不合逻辑的一面；消极修辞总体上讲是合乎逻辑的，而积极修辞往往并不是循着逻辑思路走的，且有的地方是根本无法用逻辑来解释的。“无理而妙”的“无理”不是指毫无道理，是指其辞面不合逻辑；之所以“无理而妙”，乃因为“逻辑思维，心理活动、审美观念等等，都可以作为修辞理据”。其上论述无疑是切中肯綮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修辞与逻辑关系上，以及如何看待“无理而妙”的提法上，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因为将修辞理据与逻辑思维对应起来，将“无理而妙”的“无理”理解为不论表里都全无道理，认为没有不合逻辑的修辞，以致否定“无理而妙”这一传统命题。近年来有关争议似乎渐趋和缓。毫无疑问，《修辞理据探索》的出版对于化解争议、统一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吉林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高清海认为：“会做人，才会做学问，才能做得出真学问、做得出好的学问和有用的学问……‘为人治学，其道一也’。”对于上述观点我由衷信服，同时以为张先生学问做得好首先因为做人做得好。张先生做人方面可圈可点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谈印象最深的三点。
其一，童心治学，以学为乐。朱德熙先生认为：“做学问要有一颗童心才行，就像小孩儿在地上玩泥巴似的，只有本身的乐趣而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和其它的目的。”在我印象中，张先生便是如此。我是2000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修辞学年会上认识张先生的，次年同去台湾开会且同住一室，从此结为忘年交。不过我和张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加起来不过五次：三次是一起开会，一次是我请他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一次是我去北京开会本说好我去府上拜访他而他坚持赶到宾馆来看我。其他时候的联系则是通过信件和电话。见面时他跟我拉拉杂杂什么都聊，但每次聊着聊着他就聊上了学问。彼此写信都是关乎学问的。电话通常是我打过去，主要是向他问安。每次通话，几乎都是半小时以上，因为没谈几句他就谈到了学问，谈他刚刚完成的新作，里面主要写什么；谈他又有了什么新的计划，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他的兴趣，等等。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学教师，在回忆与张先生见面情景时写道：“张先生很健谈。他仍然沉浸在他最近研究的学术问题，不知不觉就聊到相关的观点和论据。”有人聊天时跟你高谈阔论是为了炫耀，张先生不是这样，他跟你谈学问就像小孩谈玩泥巴，是乐在其中，乐而忘返。
其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梁启超认为，“正统派”治学有十大特色，其中第七特色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第八特色为“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41]。张先生治学过程中遇到“所见不合”正是如此处理的。张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听过王力的课，听他讲授汉语史。张先生非常珍惜这段师生情，对王先生始终怀着由衷敬意。他不仅在文章中积极阐发王先生的学术观点，同时在恩师逝世两周年之际，撰写了《王力先生的修辞理论及其运用》，以表达怀念之情。但对于王力先生的学术观点，在“所见不合”的情况下，从不囿于私情逶迤奉迎。王先生曾在1984年给《修辞学习》杂志写了“修辞是语言美的艺术”的题词（见该刊1984年第1期），并在此前提出“修辞学属于艺术的部门，语法学属于科学的部门”的见解。因为艺术具有情感性、技巧性、不可重复性等特征，而绝大多数修辞行为，除了属于消极修辞的撰写公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前述特征，对于恩师将修辞视为“艺术”，张先生基本是赞同的，故而将主要考察积极修辞的文章汇编成集，他以“修辞艺术探新”来命名。张先生从不反对从美学角度开展修辞研究，但因为人类各种自觉行为都伴随着“美”的追求，“美”是人类一切自觉行为的内在属性而非修辞的区别性特征，对于思师将“美”作为修辞的特色或标志，张先生则始终持保留态度。因为恩师前述提法中所谓“部门”是指学科，而一切学科都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路线来开展研究的，都属于“科学的部门”，又因为修辞学研究也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路线推进自身，毫无疑问同样属于“科学的部门”，对于恩师将修辞学说成是“艺术的部门”，张先生也没有随声附和，且明确表示，“修辞学本质上是人文科学即社会科学”(2004)。因为太“认理”，张先生曾经两次与人在刊物上公开辩论。一次是与赖先刚先生，那是别人先质疑他的观点而后他反驳；一次是与谭永祥先生，那是他先质疑别人的观点而后别人反驳而后他再次质疑别人再反驳。两次辩论，张先生‘‘虽不肯枉自己意见”，但坚持以诚待人、以实示人、以理服人，表现出良好的学者风范。
其三，提携后学，诲人不倦。张先生是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好师长，自从他主动通过读书札记形式给予我以学问上的指导，每逢撰写难度较大的学术论文，我都将初稿呈送于他请他把关，而他每次都仔细审阅，并将意见认真写下来，及时寄给我。我统计了一下，自从认识张先生，他在书面上给我 《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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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云：“一篇文字之中，须有数行整齐处，须有数行不整齐处。”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要两个“须有”？却又不容易确切地回答了。如果从心理活动角度来加以说明，说是：“整句”多根于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而成，在一个语言片断中，既让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得到活跃的机会（亦即运用“整句”），又让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适当中断（亦即运用“散句”），从而摆脱了心理上的单调板滞的感觉，因而文字也就生动活泼了[36]。比起前人只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以上论析“无疑要深刻、科学得多，更利于人们理解其实质”。又如在成功揭示词性转换认知原理的基础上他做了如下总结：
汉语语法、修辞的象似性同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汉语的象似性强无需过多地用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来完成语法结构所担负的语法意义的表达的任务。也可以说，因为汉语语法结构形式无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所以需要更多地依系象似性来完成语法结构所担负的语法意义的表达的任务。以上论述不仅说明汉语在象似性利用上何以远远高于形态语言，同时指出对汉语语法、修辞研究来说加强汉语象似性研究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总之它是极为深刻且新人耳目的。再如他的《修辞理据探索》指出：修辞既有符合逻辑的一面又有不合逻辑的一面；消极修辞总体上讲是合乎逻辑的，而积极修辞往往并不是循着逻辑思路走的，且有的地方是根本无法用逻辑来解释的。“无理而妙”的“无理”不是指毫无道理，是指其辞面不合逻辑；之所以“无理而妙”，乃因为“逻辑思维，心理活动、审美观念等等，都可以作为修辞理据”。其上论述无疑是切中肯綮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修辞与逻辑关系上，以及如何看待“无理而妙”的提法上，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因为将修辞理据与逻辑思维对应起来，将“无理而妙”的“无理”理解为不论表里都全无道理，认为没有不合逻辑的修辞，以致否定“无理而妙”这一传统命题。近年来有关争议似乎渐趋和缓。毫无疑问，《修辞理据探索》的出版对于化解争议、统一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吉林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高清海认为：“会做人，才会做学问，才能做得出真学问、做得出好的学问和有用的学问……‘为人治学，其道一也’。”对于上述观点我由衷信服，同时以为张先生学问做得好首先因为做人做得好。张先生做人方面可圈可点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谈印象最深的三点。
其一，童心治学，以学为乐。朱德熙先生认为：“做学问要有一颗童心才行，就像小孩儿在地上玩泥巴似的，只有本身的乐趣而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和其它的目的。”在我印象中，张先生便是如此。我是2000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修辞学年会上认识张先生的，次年同去台湾开会且同住一室，从此结为忘年交。不过我和张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加起来不过五次：三次是一起开会，一次是我请他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一次是我去北京开会本说好我去府上拜访他而他坚持赶到宾馆来看我。其他时候的联系则是通过信件和电话。见面时他跟我拉拉杂杂什么都聊，但每次聊着聊着他就聊上了学问。彼此写信都是关乎学问的。电话通常是我打过去，主要是向他问安。每次通话，几乎都是半小时以上，因为没谈几句他就谈到了学问，谈他刚刚完成的新作，里面主要写什么；谈他又有了什么新的计划，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他的兴趣，等等。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学教师，在回忆与张先生见面情景时写道：“张先生很健谈。他仍然沉浸在他最近研究的学术问题，不知不觉就聊到相关的观点和论据。”有人聊天时跟你高谈阔论是为了炫耀，张先生不是这样，他跟你谈学问就像小孩谈玩泥巴，是乐在其中，乐而忘返。
其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梁启超认为，“正统派”治学有十大特色，其中第七特色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第八特色为“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41]。张先生治学过程中遇到“所见不合”正是如此处理的。张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听过王力的课，听他讲授汉语史。张先生非常珍惜这段师生情，对王先生始终怀着由衷敬意。他不仅在文章中积极阐发王先生的学术观点，同时在恩师逝世两周年之际，撰写了《王力先生的修辞理论及其运用》，以表达怀念之情。但对于王力先生的学术观点，在“所见不合”的情况下，从不囿于私情逶迤奉迎。王先生曾在1984年给《修辞学习》杂志写了“修辞是语言美的艺术”的题词（见该刊1984年第1期），并在此前提出“修辞学属于艺术的部门，语法学属于科学的部门”的见解。因为艺术具有情感性、技巧性、不可重复性等特征，而绝大多数修辞行为，除了属于消极修辞的撰写公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前述特征，对于恩师将修辞视为“艺术”，张先生基本是赞同的，故而将主要考察积极修辞的文章汇编成集，他以“修辞艺术探新”来命名。张先生从不反对从美学角度开展修辞研究，但因为人类各种自觉行为都伴随着“美”的追求，“美”是人类一切自觉行为的内在属性而非修辞的区别性特征，对于思师将“美”作为修辞的特色或标志，张先生则始终持保留态度。因为恩师前述提法中所谓“部门”是指学科，而一切学科都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路线来开展研究的，都属于“科学的部门”，又因为修辞学研究也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路线推进自身，毫无疑问同样属于“科学的部门”，对于恩师将修辞学说成是“艺术的部门”，张先生也没有随声附和，且明确表示，“修辞学本质上是人文科学即社会科学”(2004)。因为太“认理”，张先生曾经两次与人在刊物上公开辩论。一次是与赖先刚先生，那是别人先质疑他的观点而后他反驳；一次是与谭永祥先生，那是他先质疑别人的观点而后别人反驳而后他再次质疑别人再反驳。两次辩论，张先生‘‘虽不肯枉自己意见”，但坚持以诚待人、以实示人、以理服人，表现出良好的学者风范。
其三，提携后学，诲人不倦。张先生是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好师长，自从他主动通过读书札记形式给予我以学问上的指导，每逢撰写难度较大的学术论文，我都将初稿呈送于他请他把关，而他每次都仔细审阅，并将意见认真写下来，及时寄给我。我统计了一下，自从认识张先生，他在书面上给我 《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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