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的对象和性质论辩

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向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还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应用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方式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

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植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就不必依靠"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的自然哲学了，"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他并且指出，"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20]同时，由于"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带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1]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

《法哲学的对象和性质论辩(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