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区的法制保障（上）

C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公约）》等。上述法律法规建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包括“老三项制度”（即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制度）、“新五项制度”（即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许可、污染集中控制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以及综合决策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现场检查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强制淘汰制度和污染事故报告处理制度等制度。

　　由于建设生态园区、社区的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领域，大都处于试点阶段，因而在条件不够成熟时很难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为了加强对各种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建设的指导，各种规划起到了特别具有特别重要的规范作用。例如，自1998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后，接着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全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000年农业部制定）、《全国已垦草原退耕还草规划》（2000年农业部制定）等规划。2000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该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国50%的县（市、区）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30%以上的城市达到生态城市和园林城市标准。到2050年，力争全国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该纲要提出了生态功能区、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保护的“三区”保护战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贯彻该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的建设和环境优美小城

镇的创建工作”。同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全国开发创建文明小城镇的活动。中央文明委发出了《关于在城市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社区的若干意见》，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结合贯彻该《若干意见》，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启动争创“环境执法全国100佳活动”。200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倡导以……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2001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 “建立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调蓄区和防风固沙区等15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40个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新建120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积极推进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等生态省建设”：“建成一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一批环境优美小城镇”：“建成2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示范样板”：“创建15个ISO14000风景名胜示范区”。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3] 刘东辉，从“增长的极限”到“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37 页。

　　[4]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 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编制，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办公室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参看陈学明主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7] 《中国环境报》，1992年9月17日第一版。

　　[8]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9] 同上注，第8页。

　　[10] 同上注，第12页。

　　[11] 《中国环境报》，1996年7月20日第一版。

　　[12] 蔡守秋的论文“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原则的关系”，登于蔡守秋、王曦主编的《当代环境法》一书，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13] 欧阳志远：《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中国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1996年10月8日《中国环境报》文章《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变革》。

　　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

《建设生态区的法制保障（上）(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