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老庄哲学
nbsp;（ via purgativa ）， 从而达到一种“精神的直观”或“内在的光照”， 即“启示” （ via illuminativa ）， 最后才能达到与上帝的直接合一，即“结合” （ via unitiva ）。 波纳文图拉继承了圣维克多的雨果关于三种? 劬Φ难?担?nbsp;并且认为， 静观的最高境界就是迷狂。“迷狂就是通过离弃外在的人而使自己超越自身的某种充满愉悦的升华，它借助积极向上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延伸到那爱的超理智的泉源”。 在迷狂中，精神被置于有学问的无知的境界，把握住了永恒的、神圣的真理。这种迷狂也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但它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侯都能够实现的，它有赖于上帝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又只能通过圣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虔信才可能获得。艾克哈特也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 unio mystica ）。艾克哈特的学生苏索也指出，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
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 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 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 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 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 theorein ）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 theosis ）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 胱匀坏姆掷耄?
四、异端与主流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文明历来有重知识、重科学、重分析的科学传统。而自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以降，这种传统又和严格的逻辑论证结了缘。神秘主义主张闭上眼睛，否认概念认识在把握真理方面的价值，无疑难以见容于这种传统。一些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因素不妨可以作为思辨的点缀而无伤大雅，但若将神秘主义贯彻到底，则就很难为世人所接受。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神秘主义哲学曾一度达到极盛。但随着文化的逐渐复苏和注重逻辑论证的经院哲学的兴起，相对来说更为重视理性思维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取代了神秘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奥古斯丁主义哲学。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神秘主义曾藉对托马斯主义的批评和对教会当局的离心情绪在德语世界卷土重来，但为时不久，接踵而至的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全面胜利。因此，神秘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未形成占支配地位的主流。而自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尤其是在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命运几乎无不与教会当局的认可与否有莫大的关系。然而，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在迷狂中与上帝直接会通，则几乎完全否认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否认了各种宗教仪式的价值。同时，神秘主义的上帝观念也不免有泛神论之嫌，而这正是教会当局所极力避免的。因此，虽然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虽然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以及被教会当局奉为正统的神学、哲学思想也都不可否认地包含有神秘主义的因素，但从爱留根纳到艾克哈特，中世纪几乎所有的神秘主义体系或学说都不被教会当局所采纳， 有的甚至被当做异端而受到谴责或镇压。“一般来说，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谴责神秘主义者（或者女神秘主义者），证明他的‘命题’是邪教的，甚至把当事人判处火刑，以便至少拯救他的灵魂。神秘主义者的生活是充满危险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历史和教会灭绝异端的历史每一章都是用同样的墨水写成的，即都是用受到精神激励的人们的鲜血写成的”。
相比之下，中国老庄哲学的命运要好得多。中国哲学本来就尚玄学、尚直觉、尚综合，天人合一更是各家哲学普遍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老庄的道家哲学一出现，就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汉初，被称为黄老之术的道家哲学还成了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虽然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老庄哲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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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 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 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 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 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 theorein ）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 theosis ）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 胱匀坏姆掷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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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端与主流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文明历来有重知识、重科学、重分析的科学传统。而自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以降，这种传统又和严格的逻辑论证结了缘。神秘主义主张闭上眼睛，否认概念认识在把握真理方面的价值，无疑难以见容于这种传统。一些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因素不妨可以作为思辨的点缀而无伤大雅，但若将神秘主义贯彻到底，则就很难为世人所接受。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神秘主义哲学曾一度达到极盛。但随着文化的逐渐复苏和注重逻辑论证的经院哲学的兴起，相对来说更为重视理性思维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取代了神秘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奥古斯丁主义哲学。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神秘主义曾藉对托马斯主义的批评和对教会当局的离心情绪在德语世界卷土重来，但为时不久，接踵而至的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全面胜利。因此，神秘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未形成占支配地位的主流。而自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尤其是在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命运几乎无不与教会当局的认可与否有莫大的关系。然而，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在迷狂中与上帝直接会通，则几乎完全否认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否认了各种宗教仪式的价值。同时，神秘主义的上帝观念也不免有泛神论之嫌，而这正是教会当局所极力避免的。因此，虽然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虽然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以及被教会当局奉为正统的神学、哲学思想也都不可否认地包含有神秘主义的因素，但从爱留根纳到艾克哈特，中世纪几乎所有的神秘主义体系或学说都不被教会当局所采纳， 有的甚至被当做异端而受到谴责或镇压。“一般来说，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谴责神秘主义者（或者女神秘主义者），证明他的‘命题’是邪教的，甚至把当事人判处火刑，以便至少拯救他的灵魂。神秘主义者的生活是充满危险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历史和教会灭绝异端的历史每一章都是用同样的墨水写成的，即都是用受到精神激励的人们的鲜血写成的”。
相比之下，中国老庄哲学的命运要好得多。中国哲学本来就尚玄学、尚直觉、尚综合，天人合一更是各家哲学普遍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老庄的道家哲学一出现，就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汉初，被称为黄老之术的道家哲学还成了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虽然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老庄哲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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