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主义与批判理论

8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由于马克思话语霸权的需要而空降中国的时候，催生了一个以汪晖、甘阳等中青年学者为代表的新左派，并且在90年代与以李慎之、徐友渔老一辈自由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尽管汪晖、甘阳、韩毓海等新左派干将并不承认自己就是自由主义所指的新左派，但他们在理论和观点以及论证方法上的相同之处却有目共睹，使之无法否认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新左派喝法兰克福学派的奶水长大，以极权打手的身份，在对自由主义的口诛笔伐中成长壮大，在国内新老自由主义相继失语和流放后，找到了全新的舞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体制外论战落幕后，经济学领域，以萧灼基、厉以宁为首的体制内寄生学者把新左派的思维方式继续扩大化，并逐步常据了话语权，张五常、胡鞍纲等经济自由派学者的主张仍然只是体制外花瓶。徐友渔说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成果，喧嚣大于学术，攻诘多于宽容。其实不然。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表面上已经结束，但实质上外化为经济学领域的争战。同样，由于新左派服务极权的本质没有变，经济学领域，体制内寄生学者在极权的支持下也成功攫取了经济学领域的话语霸权。

我这样说国内的经济学新左派未必赞同，他们一定与汪晖、崔之元、甘阳一样否认这种指责，但他们关于经济学的知识，与90年代的新左派如出一辙，都是把西方的理论直接横移至中国，都是把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归结为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都是以维护极权为最终目的，并在体制内寄生，得到实惠。其实在90年代论战中，自由主义阵营中就有秦晖、何清涟、刘军宁等经济学学者，只是他们每个人所论述的侧重不同，何青涟侧重于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批判与反思，秦晖、刘军宁则侧重于对现存社会秩序批判之后的经济学、政治学的自由主义重构，只是他们未与这些体制内寄生学者正面交锋。回顾这场实质上还没有结束的论战，其实是成果颇丰。非经济学新左派（区别于萧灼基、厉以宁等经济学新左派）主要传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但他们并未完全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他们最多只能算是法兰克福学派干将马尔库赛在中国的代言人，但马尔库赛是不了解中国的，所以朱学勤指出新左派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到底什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首脑人物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详尽解说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特征。他说，传统理论对现存社会持一种非批判的肯定态度，总是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秩序之内，把现存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接受下来，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性持一种无情批判的否定态度，总是力图站在现存社会秩序之外，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努力揭示现存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自觉地以批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也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石，我把它叫做“法兰克福刀”。无论是马尔库赛，抑或是弗洛母，都无不以霍克海默所定义的批判理论为起点，然后运用自己的方法，发展出不同的理论。依据霍克海默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喝法兰克福学派奶水长大的中国新左派，与西方喝法兰克福学派奶水长大的西方左派不同，中国新左派的理论，竟是彻头彻尾的传统理论！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确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实惠，他们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直接横移到中国，并且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法兰克福刀乱抡一气，使得他们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脱颖而出。

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进行社会批判的起点和基石，它首先是一种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拒绝、加以否定和加以批判的态度，失却这块石头，“法兰克福刀”抡得再高（譬如说汪晖标榜自己批判的视野是国际的而非仅仅国内，即后现代批判，暗示自由主义目光短浅），抡得再圆（如甘阳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公开指责自由主义为贵族立场），新左派也改变不了自身的鹰犬本质。自由主义的失败，除不为现存极权所容忍的原因之外（例如《方法》被查封和何清涟的出走），还在于自由主义的理论缺乏统一性。一个理论要成熟，必须有完整的命题。依据批判理论，一个完整的批判理论应包括：1、批判的工具（武器）；2、批判的方法；3、批判的对象；4、批判之后的重构。只有解决了这四个命题，批判理论才能称之为完全的理论。马尔库赛和弗洛母分别建设了自己的理论。他们批判的武器是否定的辩证法（异化），批判的方法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批判的对象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批判之后的重构是乌托邦（健全的社会）。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朱学勤指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之一是批判的对象的不同，即所谓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不同，“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徐友渔也嘲笑新左派批错了对象，是给瘦子减肥，给婴儿戴避孕套。自由主义的理论或许不是霍克海默所定义的批判理论，但新左派的理论则是完完全全的传统理论。新左派之所以形成一股力量，在于他们也有自己的批判的工具、方法和对象，以及批判之后的重构，汪晖、王彬彬、韩毓海、甘阳、崔之元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工作。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是批判之后的重构。新左派认为，在现阶段，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极权存在是必要的和合理的，自由化只会导致弱势群体的更加弱化和民族主义的分裂；新左派在重构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是先曲解自由主义，再以平民代言人重构自己的经济学。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重构上的分歧点，主要是效率与公平的优先争论。新左派标榜自己注重社会平等与公正，指责自由主义一切以效率优先，要为全球经济资本主义化和市场化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买单。新左派在妖魔化自由主义的同时，把自己推向平民大众和民族的立场。而现实社会中真正代表公平与效率的正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平民立场，自由主义者最守规则。恪守规则是自由主义重构的前提，所以自由主义的重构都是基于正义与公平的重构，自由主义认为在当前公共权力与公共事务越来越私有化和商品化极权时代，只有严格遵守游戏规则，效率与公平才能兼收并蓄，如秦晖、刘军宁、党国英等。可以说，90年代的那一场争论，正是极权社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例子。

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以至于给新左派钻了空子。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所批判的立场、武器、方法和对象以及批判之后的重构没有体系化。或者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过程主义是我这几年自己对中国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法兰克福式”解剖之后独创的一个体系化理论。可以说，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新左派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传统理论的话，过程主义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批判理论。首先，它有明确的立场面：永远把自己置身于现存体制之外，对现存社会秩序作远距离的观察和审判，对现存社会秩序“大胆存疑，小心求证”。其次，它有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即“法兰克福刀”，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对现存社会秩序作无情地批判。再次，它有自己独特的批判方法，即过程主义方法。最后，它有批判之后的重构，即微观社会主义。在理解这个体系之前，我先简单谈谈过程主义的内核。论文过程主义与批判理论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2lTu==1bi{goO@T-U` FeZ\+[.c/"外语论文fcw6%kJP-=0+en%=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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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主义的内核为基于“两种能力”和“三种剥夺”理论，全面审视和批判当前宏观社会主义之后重构的微观社会主义理论。两种能力指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能力（即本能和潜能），视觉是一种能力，说话也是一种能力，但这两种能力是有区别的，会说话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潜能。所以看见东西是本能，会说话是人的潜能的实现。过程主义认为，人的出生是不完全的，刚出身的婴儿在哲学上只能算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例如狼孩、猪孩的出现），人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的健全、公正与否，就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总是受到社会的阻碍，即人总是被剥夺。社会对人的剥夺有三种：能力的剥夺、权力的剥夺和成果的剥夺。如砍掉一个人的腿是对行走能力的剥夺，狼孩是说话潜能被剥夺，贫困大学生失学是发展潜能和受教育权力的双重被剥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成果的剥夺等等。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揭示了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成果的被剥夺（即剩余价值学说），而忽视了人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能力和权力的被剥夺。可以说，人的潜能的被剥夺是马克思的一个盲点。

依据过程主义的两种能力和三种剥夺的理论来考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我把它叫宏观社会主义），就会发现它与过程主义所宣讲的微观社会主义的差别。所谓微观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以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为终极目标，以平民个人主义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