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五代电影创作者的空间观念

来的。便衣特务那我就不知道了。上海的张骏祥老师，上海电影局局长，上影厂厂长，在第五代露头之后，要亲自办一个跟北京电影学院不一样的电影学校，最后是委托上海戏剧学院代召一个电影导演班，并声称绝对不要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来讲课。我们也一致抵制，绝对不会去给他们上课，而且我在给上戏其它班上课时，声明上影那个班不准蹭听我的课。后话是，第二年学生反了，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到北京电影学 院来讨救兵了。）再加上第五代拍摄的影片屡遭禁映，我们也就可以明确第五代进行创作的真正“语境”了。凭良心说，电影“滑蛋”的庆祝活动有第五代的份儿没有？这是不是都是事实的存在？为什么要 装聋做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那样一些人对第五代，比如说，张艺谋、陈凯歌的创作的得失是 那么地幸灾乐祸，什么后殖民啦，什么张艺谋的神话破产啦，他们媚外啦等等。脱离了这个真实的“语境”来对第五代妄加评论，参与讨阀，这叫居心险恶，有一个算一个。不要装聋卖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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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了解发表这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有些什么来头？谁派来的？后台是谁？）
当他们完成了《一个和八个》之后，到北京来送审时，这几个年轻人又来找我，要我去看他们的完成片。据说电影局已经通过了。我当然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去看这部由长诗改编的故事片。我看完之后，他们又来找我，要我给他们提提意见。我老老实实地跟他们说，不是我给你们提意见，而是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超越了我所理解的空间观念。于是他们就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拍摄经过。
学生超过老师，这是正常的。也是当教员的人企求并引以为荣的事。
在《一个和八个》里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小护士和徐科长在荒滩上的那一个段落。徐科长从上边请示回来，带来很不好的消息。他在一个近景中坐在石滩上一面摆弄那只駁壳枪一面在发愣。这时从画面外传来小护士的声音：“徐科长回来啦。”徐科长稍稍向左回了一下头（这个动作暗示观众，那声音来自 左面的画外空间）。小护士接着吞吞吐吐地说，“我觉得王指导员，他不是坏人。你给他说说情嘛。” 徐科长无可何地站起来向左走去。摄影机跟摇一段，接着徐科长出画，小护士被纳入画面（就停在左画 框边，大半身景），她站在那里向右画外望着，我们听见徐科长远去的脚步声。这个镜头的空间处理是 利用双向出入画的运动把空间溶为一体：徐科长的出画动作把画内空间延伸到画外，小护士入画则把画外空间带入画内。这样画内画外的两个空间就溶合为一了。
而象在《黄土地》中，老农一家和那战士在黄河边吃饭的那个段落，摄影机一下子向上摇到天，在底线只剩下老农的头部。然后又下摇到地，天空只剩下上边框的一线天。我记得在学院第一次观看时，全场都很震动。这个语言太棒了。虽然后来有人，尤其是西方的电影学者做了非常深奥的解释，我都不同意 ，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当时还是比较直接了解他们的思想的。这个上下摇摄是代表那些农民靠天吃饭的天地思想。不是象那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创作者的意识形态，一个说是创作者的什么儒家思想，另一个又说是什么道家思想，都想自己标新立异，弄出点儿什么玩意儿，借中国的第五代也出个名。当BBC 四频道来采访我时，我着重谈了这一点，并和采访者达成协议，如果不用这一段，那就不要用我的采访。可是他们的播出节目里恰恰去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话。这简直是狗胆包天！而那位似乎成为那次报导的香港女士连一句具体而有分量的话都没说出来，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当时最时髦的话“They tried to identify themselves.”这话谁不会说？所以后来我声明从此后拒绝BBC的任何采访。
那些外国人还要争，在国外是谁第一个发现《黄土地》的。公认的是 PAUL CLARK在香港电影节上发现了《黄土地》，然后把它弄到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去的。据我所知，在此一年以前，伦敦的一家电影院已经正式公映了这部影片。这是《黄土地》第二次在国外露面（第一次是 我前面提到的幻灯片）。这事情是英国电影评论家 TONY RYAN 帮忙安排的。我还保存有该影院公映《黄土地》时的海报。是那位影院经理寄来给我的。这段事大概只有少数几个有关的人知道。
后来，虽然第五代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从他们现在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开放空间的处理。
第五代的作品再“臭”（后来者语），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第五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中国电影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他们失去了（或者说被剥夺了）继续做下去的机会。
可是台湾的杨德昌和侯孝贤却做下去了。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存在的东西我不会说不存在。我在下一章将要谈到他们在空间上的突破。
我对第五代没有任何责难，因为我深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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