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

肩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不但是党和政府重要信息的发布者，也应该及时传播社会公众所需信息，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我认为，新闻报道只要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了事实真相，就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如果新闻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报道突发事件方面，新闻媒体的开放程度总体比以前有所提高，这是要肯定的。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些突发新闻是不能报道的，认为这是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拨乱反正以后就有了突破。1977年，《解放日报》就率先在全国报纸中突破“禁区”，报道了上海市26路公交车撞入民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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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仍然存在限制较多、报道不及时、困难重重的问题，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其实中国新闻界自身对此是努力的，比如对大兴安岭火灾、对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等，积累了大量的报道经验。
李强：过去我们对这些信息的惯常做法是不报道，初衷是大家都不知道，有利于稳定。1963年、1973年的时候有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但2003年就管不住了，信息工具太发达了。
吴思：当出现突发事件时，有问题应该及时向公众沟通，该预警就预警，该辟谣的就辟谣。如果出于资本的利益或其他集团的利益，按住一些东西，张扬一些东西，那个信息一定是扭曲的。这样社会得到的信息与它本身拥有的价值是不相称的，作出的反应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也会相应地变异。
喻国明：近20年来，我们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对新闻媒体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还没有相应地改变。
社会环境的第一点变化就是老百姓个人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增强，不像计划经济时代任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群众意识向“自我选择、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转变，由此对涉及到自己健康、利益的事情的关注程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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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变化是，传播渠道已无法屏蔽。通过“选择”新闻来控制舆论，这是当时的领导人在1949年之后针对当时环境制定的政策，因而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当时强敌包围、新中国政权较脆弱，而国内矛盾相对尖锐，我们对稳定的要求更强烈。在技术上，当时传播工具有限，沟通渠道有限，的确可以先封锁消息，通过政府努力把事情解决后再告诉老百姓。在观念上，过去的领导习惯说“我来解决问题就行了”，没考虑必须面对公众、面对媒体。
但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是有前提的，就是老百姓当时可利用的传播渠道、传播媒介是有限的，而便捷迅速的信息沟通渠道形成后，再用过去一味封锁的方式来控制舆论、控制所谓“负面新闻”的话，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种控制方式是否有效。
周瑞金：中国媒体报道突发新闻为什么显得比较难？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突发性事件的起因短时间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就扼杀了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比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发生的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特大案件，报道明显滞后、反应迟钝，造成台湾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其次大多数突发性事件“后果消极”，与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似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而刻意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真相很可能被掩盖。
最后，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用一些行政命令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
■媒体现状中令人担忧的一面
贺卫方：社会稳定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经常地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化解掉。媒体显然是这个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必须承认媒体报道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但是当大家都进行报道的时候，事件的真相就会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有些人担心媒体自由度加大就会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记起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一个人要获得新闻自由带来的莫大好处，同时必须忍受这种自由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痛苦。只想获得好处，不想忍受痛苦乃是一种病态的民族心理。这个说法非常经典。
展江：中国媒体要警惕“双重封建化”，什么是双重封建化？它是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媒体“再封建化”的概念引申出来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去封建化的任务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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