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

完成，而初期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却降临到他们身上。在一些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外乡人为乐。
另外，现实的情况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
不少记者招待会变成红包会，私利集团冒充公众利益在媒体出现。我们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对它的侵蚀。
有一个媒体的编辑对我说，我们也很难，一方面要弘扬主旋律，另一方面要提高收视率，但遇到特殊的“保平安”时期，怎么保呢？就放韩剧，这样既有收视率，又没有风险。又在别的时段的文艺节目最后，找几个人高喊口号，这样主旋律也有了。
他们认为，这样做两头都会满意。但我和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已经有政治学者在反腐败专著中提出，官办媒体商业运作是当前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
当年，我们有人嘲笑张季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是今天有媒体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有媒体从业人员以“舆论监督”为敲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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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对待媒体，某些政府部门有一种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特点就是不能出现负面的消息，一出负面的消息就会引来左邻右舍看笑话，这是农业社会比邻而居养成的一种心理。左邻右舍的关系本身是很微妙的，几百年在一块儿住，有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就怕别人看笑话，有什么丑事第一想到的就是不让人知道，第一直感就是捂着、盖着，这是有文化传统的。
贺卫方：媒体自由度空间被压缩，造成的结果是双重的伤害。首先伤害的是媒体自己，媒体越来越不像媒体，比如在一些电视新闻里，很难听到人民的声音，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视镜头，一个农民说一些非常格式化的话，我们知道，这肯定是记者导演出来的，是公开的新闻造假行为。媒体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准政府权力进行寻租，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只能越来越堕落。
不少媒体每天忙着报道领导的活动，而不是将视角放在新闻本身上，你到一个县里就会发现，县电视台的日常新闻就是报道县委书记会见了谁，县长会见了谁，开什么会，它的操作模式和它的上一级电视台几乎是一样的。
如果各种新闻媒体里，充斥着这些报道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社会中的真实情况，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负面的真实情况被隐瞒住，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信息不对称是一种传统的劣势，不少官员只对其上级负责，民众对官员很少有约束力，这样，既没有民主体制带来的约束，媒体如果也不能有效地监督官员，那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首先，在我们这个国家，新闻应该有的价值未被充分认识。即使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但人们对新闻价值的认识也是模糊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次，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媒体的空间越大，社会会越混乱、动荡，政府就会丧失更多的权威。
第三，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把新闻媒体单纯地理解为工具，与之相适应的是对媒体限制得很死，媒体的监督作用根本发挥不出来。
喻国明：事实上传媒资金构成的多样化并不会使之管理失范、丧失责任，只要有一整套健全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健全，就会规定一系列的基本规则，比如不准煽动民族仇视，不准诲淫诲盗，传媒如果符合这个基本规则，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有多大害处呢？除非是你的规则制定得不好。
应该说20多年来的市场化变革是对中国传媒业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那么在这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影响下，中国媒体的责任感是增强还是减弱了？我认为是增强了。市场并不是没有弊病，比如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体可能会炒作一些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更主要的方面是，传媒开始要对市场负责了，市场就是老百姓的需求，传媒如果遵循市场规则去做，就要比拼服务质量，这个服务质量就是对受众的尊重，对受众需要的尊重，只有尊重了，才能赢得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加强了这种尊重，加强了媒体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媒体在主观上是想赚钱。市场经济不是弱化了它的社会责任而是强化了它的社会责任，市场有优胜劣汰的趋势。这是从整体来说，当然也不排除里面有个别媒体个别做法有惟利是图的现象。
■媒体的社会功用究竟应如何看？
展江：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媒体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公共信息的平台。
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众。监测是不是及时很重要，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类文明发展很快，但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天灾人祸，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贺卫方：我认为，媒体报道空间的扩大更会使政府地位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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