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

？在很多国家，媒体每天都在抨击政府，但是社会非常稳定。有人看过英国报纸，发出感叹：读这里的报纸，每每预感，第二天就会爆发革命，因为好像英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自1688年的革命以来，英国社会一直很稳定。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一些驻白宫记者参加新闻吹风会经常提一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政府想掩盖什么他就会问什么，因为总统拿他也没有办法，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事情被全国媒体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媒体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执政者当然就要考虑，连这么小的问题，都会有人抓住不放，你还敢做更大的坏事吗？
所以，西方国家的官员因对媒体有所忌惮而有所约束，而我们的不少地方，因为没有媒体监督，司法独立体系也不完整，实际上害了不少官员！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曾说：“中国做官，如果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如果官员到了一定级别就没有监督了，这到底对官员好还是不好呢？我想，当然是对官员不好。
实际上，中央政府是很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比如中央政府很希望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访，中央政府也会希望地方政府做得更好一些，但如果仅通过视察去了解，那么看到的只会是好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
我记得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在视察的时候，常会撇开随行人员，地方安排去哪里，偏不去哪里，我们喜欢这种微服了解民情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够解决一定问题，但是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不是通过这种途径都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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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我们觉得是常识：不能指望将所有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内，这样既害了下级政府，也害了上级政府，既害了政府本身，也害了媒体，整个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不健康的轨道。
喻国明：政府和媒介最理想化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到谁是谁的胳膊或者大腿，他应该是你的一个朋友，而且是个诤友，能在很多地方提醒你。自己的手很难给自己动手术。
曾有官员问我：你要是个官员，是个当事人，媒体来报道这个问题时，你会觉得烦吗？我承认我也会觉得烦，没有监督是最让人舒服的。但问题是，既然你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面对这种麻烦，因为此事关系民众利益，老百姓有权知道，有权给你添麻烦，你必须承担义务。
从人的本性上说，谁都不喜欢有人在旁说三道四，西方国家的官员内心也很讨厌媒体，但他们不得不面对。因为它后面有一套制度化的东西作保证。
中国还缺乏这种体制。不欢迎媒体报道成了所谓的常态，因为我们体制上没有规定必须得这么做，没有规定事件发生时就应该有媒体及时介入，没有规定信息披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程度，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把情况向老百姓说清楚。
对于捂盖子的现象，不能单纯地把责任推到具体的官员和当事人身上，没有制度的约束，谁愿意走不轻松的道路呢？解决之道还在于制度建设，比如制定“情报公开法”，一些重大事情，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事老百姓有权知道，以便于作出相应决策。

展江：以美国为例，美国媒体的很多做法是给政府提意见而不反对他们的社会和制度，这对促进社会整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媒体在局部报道上可能存在不实报道，但是马克思曾经强调过报刊的“有机运动”原理：个别报道可能会失实，但是各种媒体作为整体，全面、完整地披露信息，最后得出的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报道，或者以越来越准确的事实来纠正差错，它的正面作用是很明显的。
以前不久美国发生的枪击事件为例，每一起事件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是不是引起恐慌？结果是没有，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媒体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整个社会都显得很有理性，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媒体的反应，整个社会并没有因为媒体的介入而失衡，反而会由于获得的信息是比较对称和平衡的而作出合理的应对。
喻国明：媒体有双重属性，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有产业的性质，所以美国一位学者说，媒体是宪法惟一保护的一个行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媒体有足够的行动空间，使得媒介作为一个产业能够享受到这种保护。当然权利义务也是对等的，因此媒介行业跟其他行业不能完全等同，它必须要有社会公益意识，拥有公共产品的一面，要对社会负责，并不完全是惟利是图的，并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这在西方也是很自觉的。
吴思：20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市场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信息需求没那么大，住房、医疗等国家都包了，不需要自己作出决策。现在个人要自己作出判断，而正确判断的前提就是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关乎整个社会的运行状况。
■应该为中国媒体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杜导正：最近，我听说过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有关宣传的一些话。李长春同志正确阐述了新闻宣传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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