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

新闻出版系统中也要政企分开。李长春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视察时，就说出版集团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搞在一起不好。
这些讲话很好，我说好，主要是讲话所展现的趋势和取向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宣传已经出现了一点改进的迹象，比如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有段时间，半个小时的黄金新闻联播，有20多分钟在集中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报纸上的一版也多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这些天，已经有所改变。
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引发了传媒界的思考，我也在想，党的十六大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地方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缺少自信，把老百姓尤其知识分子不看成是朋友，更不是好朋友，老是防着大家，因此总是不准这个，禁止那个，不是鼓励往前闯，他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挑弊并批评、指责上了。这样指导宣传，效果自然不好，这对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的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独立思考多些了。
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主张和基本的框架，我认为是科学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央的这十几年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三个代表”是划时代的贡献。
本来是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思想，但我们媒体十来年是怎么宣传的呢？我个人以为宣传方向正确但很不得力。现在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多是从口号到口号，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进行概念的解释，谈不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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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出思维创新的口号，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几个空洞的字上，而是要有创新的实践，要鼓励大家创新。
周瑞金：十六大报告把“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意见权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今后，在突发性事件的宣传报道中，应贯彻执行十六大这个重要精神。在信息社会再也不能搞信息封锁和垄断了；在民主社会，再也不能无视公民的知情权了！
除了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不准报道外，一般不能轻率发布新闻禁令。宣传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不在限制媒体报道，而应当是着力引导媒体如何报道得更好。总之，不能把舆论控制权拱手让给那些小道消息，而应抓住时机增加自己的权威和增加公众的信任。
杜导正：我们的各种改革不能超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尽管我们还处在过渡之中，但是过渡也要有个时间，不能没完没了地过渡呀。中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党和政府也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几千万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应该相信大家，不能每天防范大家。
喻国明：社会对媒体的要求是规模化。报纸越来越厚，频道越来越多，这是老百姓需要的。

从这点来看，我们过去提出的“守土有责”的说法不能机械地理解。从媒体的发展来说，机械理解守土有责就意味着不许出错，这实际上限制了创新的空间。任何新的尝试都有可能出现差错，所以“不允许任何错误”的政策实际上泯灭了创新的可能性，这是阻碍中国媒体发展的东西。现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我们要着眼于发展，而不着眼于不出错，这是指导媒体管理理念变化的一个很好的信号。
目前有关方面对组建媒介集团的事先叫停，先不批新的，已有的内部整合，这本身预示从中央角度来看，过去组建媒介集团靠行政化的方式不完全是有利的，至少可能还有更好的选择。
中国传媒处在上台阶的阶段，既包括它的产业要素上台阶，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包括它的观念它的职业道德上台阶，但这种更进一步的职业道德需要一些前提，就是对自己的品牌、对道德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支撑，“好人有好报”，行为和品牌收益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联系之后，道德素质就会提升，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利益关系是决定道德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制约中国新闻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体制上的障碍，包括结构本身的合理性和多样化。单一的品种它的功能就单一，角度就单一，满足需要就单一。资金多样化，结构多样化，这些东西都需要体制面得到一定的开放，体制的约束方式也应由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由随机化的管理到规范化的管理。
目前的这种新闻管理理念和模式脱胎于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因为要斗争，所以要强调它的宣传作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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