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

　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媒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传媒人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中国传媒的管理应如何与时俱进？
杜导正（新闻出版署原署长）
周瑞金（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博导）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诸多难题也不可回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媒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传媒人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中国传媒的管理应如何与时俱进？
与此类问题答案的缺失相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中，中国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现实：一些突发事件中，公众说“信爹信娘不信报”———传媒公信力缺失；有关部门三令五申抵制有偿新闻，传媒的寻租行为却仍然存在———专家对此用上了“堕落”二字……更让人担忧的是舆论监督的窘境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促使传媒从业人员趋“利”避“害”，媒体的商品属性被渲染得无以复加，似乎媒体仅是一个赢利的企业，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成了打工挣钱的产业工人，传媒研究一时间几乎成了传媒经济研究。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千年相承的济世情怀都成了笑谈。有人说，长此下去，中国传媒界无可用之新人，当不是危言耸听。

上述现实如果不能正视，不能有效改变，中国传媒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将受阻。同时，对此类问题的回答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必然要求，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李长春同志不久前明确提出了“不断改革创新，使我们的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他还为此种发展的得失成败提出了明确的评判标准：“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使党的主张和人民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喜欢不喜欢。”
应该说，李长春的这些讲话，是对传媒从业人员的极大鼓舞。它也表明中国传媒正处于一个颇为微妙的发展阶段。而发展的方向其实非常清晰：那便是各方面亟须与时俱进。
本报记者与包括原新闻主管部门领导、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学者、老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几位专家进行了座谈，希望能够正视现实、探究原因、寻求出路，并尝试解答传媒在新时期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座谈中，我们发现“如何与时俱进地认识传媒管理的目的与方法”成为最为重要的话题。
在此，我们将座谈内容摘要刊载。
■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尴尬
展江：现在来谈媒体的社会责任，正好可以从近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说开来，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发生过这类事件，但是他们的机制可以使恐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弭。据我观察，这种机制有其制度化的安排，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政府的快速反应机制。
从媒体方面来说，美国媒体有其传统和惯例，普利策说，记者是船头上的望者，要望的是激流险滩，当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望。我理解，所谓激流险滩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具危险性的事件。
根据这种职业精神，发达国家媒体最关注的就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媒体的职能之一就是找这种信息。只要发现有异常情况，特别是涉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危，媒体就会立即作出反应，哪怕仅仅是传说，媒体也一定会报道出来，对于危险情况，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美国炭疽袭击，最后证明很多是谣言或恶作剧。为什么发达国家媒介会这样地关注这一类的事情呢？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件关系到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其他的新闻都达不到如此威力，所以，无论是大众化的，还是比较严肃的媒体，都把这种报道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
从政府方面来说，惟一选择是和媒体合作，事件发生后，政府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要定期地向新闻界通报情况，绝不能垄断所有的信息，大众传媒会在不影响整体稳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公布事件的每个细节。
周瑞金：新闻媒体时刻不要忘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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