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生活的伦理架构（上）
使不同的意愿得到表达，不同的身份得到认同。网络空间由此似乎成为一个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网络中，统一性和普遍性正被特殊性和多样性所取代。人们不再被视为抽象的理性人，转而关注真实的主体间的差异，而对主体间差异性的强调无异于说明，启蒙意义上的全体参与、民主讨论和民主决策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性的修辞话语。换言之，有关网络将构建一种理想化言语情境的设想的一个硬伤是：人性之复杂使理想化的交流只能是一种空想。
在主张多样性的同时，人们似乎不愿放弃民主这个带来无限希望的语汇，折衷的办法是回到民主的本意：以人民（demos）的权力（kratos）来管理社会。这样，民主就与多样性成了同意词：社会架构应该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使各异的主体相互承认，平权地共在。在网络中，这种理念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所谓言论自由观念的延伸：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发布信息和自主地选择信息。这就导致了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化。
网络社区的特性与其说由网络技术决定的，毋宁说是网络技术所暗示的，而网络技术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暗示的作用，又在于人们在不停地反思生活，在不断赋予新技术以某种意义。这是一个诠释的循环：新技术是人们反思的工具，我们总是在根据需要而受到启示，将新技术构造成某种隐喻，反过来，这种隐喻又影响到了技术的发展。因此，要理解网络空间，就要不断进入到人们正在反思的问题之中。
3．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
通过上述有关网络空间本质的讨论，我们看到虚拟生活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一方面，虚拟生活带给沉浸于其中的人的首要感觉是"挣脱了真实生活的束缚"[xxxii]，而同时，人们通过虚拟生活使自我得到充分的显现或从更多的层面体验自我之类的意向又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是对控制的诉求。换言之，如果说虚拟生活具有微观生活层面上的"解放"性，这种"解放"性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中受到压制的个人欲望的释放。因此，虚拟生活较日常生活更凸显主体的独立性，从某种角度来讲，虚拟生活是一种独自的自我生活，其根源来自自我的欲望：对世界和他者的控制（至少是规避风险）。在这种生活心态下，进入虚拟生活状态的主体对于群体的态度必然是"若即若离"，由此导致了所谓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
在真实生活中，欲望是要受到总体性的压制的，自我因此必须接受一种规范化的认同。对此，德勒兹在《千座高原》中指出，这种总体宰制性是由西方传统中的"树状思维模式"造成的。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在"树状思维模式"下，心灵依据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枝）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此建立起一种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观念树，其上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xxxiii]。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总体性的压制并不能完全使个体的欲望同质化，因此始终存在着一种与这种中心化和层级结构的"树"相对立的去中心化和非层级结构的"块茎"。这种"块茎"所用以
对"游牧部落"的向往是一种对微观的欲望乌托邦的向往，即与契约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临时编组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的实现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在契约性的编组之外寻找某种角色化的通过情感联系在一起的部落，二是完全逃逸一切社会连接而"自娱自乐"。也许有人会指出，在此诠释框架下，政治－经济体制不会容忍"游牧部落"的出现，而实际上，恰好是前者导致了后者的出现。其实现机制就是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为了使所有的人都加入其中，就发明了大众消费文化，即以文化传播的形式创造需求。"霍尔模式"表明，这种需求并不是简单地被"传递"，还需要被受众生产出来：首先产生于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关系之中[xxxiv]。于是，大众消费文化的传播依照不同群体的旨趣"对症下药"，结果导致了各种局域化的区隔或我们后文要论及的区位化，各种旨趣性而非功能性的非正式小群体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自闭的反体制的个人。
虚拟生活是游牧部落化的新发展。网络空间和虚拟实在的出现，使微观欲望乌托邦的想象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正因为如此，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网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不是传统社会功能的延伸："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由血肉和钢铁组成的巨人实在让人讨厌，我来自赛博空间，崭新的精神家园。我代表未来，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打扰我们。……我宣布，我们正在建立全球性的交往空间，理所当然地独立于你们想要强加的暴政。"[xxxv]巴洛还借西部来隐喻网络空间为电子新边疆，但其实是有悖逆性的，一方面它标榜的是公民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西部的殖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能用来论证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在美国，这种公民自由主义成为许多网络社群的参与者的幻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莱恩格尔德（Howard Rheingold）认为，正是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社群的衰落使人们对虚拟社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希望以此建构一种全球性的网络公民社会。
这种想象无疑是过于理想化的。实际上，"游牧思维"所追求的游牧部落式的生活本身并不是完全自主性的，其关键理念是相信存在着一种能够使自我自由地挥洒情感的微观的组织形式，显然这种组织形式虽始于理性的自主认同，但结果可能会通过"移情"使自我消失在集体性的主体之中。实际上，在看似非部落化的"自娱自乐"中，"移情"会使自我消失在自恋式的多角色想象之中，而这种想象所追求的是为某一微观共同体认可的价值，其实质还是集体性的想象。简言之，虚拟生活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适应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游戏。
虚拟生活是一种角色扮演式的生活。随着"入戏"程度的加深，会导致三种效应。其一为迪斯尼乐园效应（Disneyland effect），即使非自然的人工经验看起来与真的一样。例如，在MUDs游戏中，游戏者利用程序建立了许多虚拟物体和人物并在感觉上将其看作真实实在。其二为人造鳄鱼效应（artificial crocodile effect），即使假的东西看起来比真的还要吸引人。例如，很多人认为虚拟生活比真实生活更值得投入、是生活中更有价值的部分。其三为超真实效应，即人们可以超越真实生活的制约，体验他者的肉体和精神的感受。例如，在MUDs或虚拟实在中体验异性的感觉甚至动物或某物的感觉。正是这些效应使虚拟生活仍然可能发展出各种暂时性的情感性交融，并使得虚拟生活的式样在短时间和微观层面得到情感性的复制和拓展，因而，虚拟生活不会仅是"孤独的狂欢"，而潜藏着人们对群体生活的固有的依恋。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依恋有时是对未来的乡愁，如对虚拟实在的迷恋。
二、网络社群的自治伦理
网络被喻为"电子新边疆"，网民们类似于开发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在未作严格论证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将网民由网络连接而形成的"主体际共同存在"称为网络社群。但事实上，网络社群与其说是一个共同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association），而 《虚拟生活的伦理架构（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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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张多样性的同时，人们似乎不愿放弃民主这个带来无限希望的语汇，折衷的办法是回到民主的本意：以人民（demos）的权力（kratos）来管理社会。这样，民主就与多样性成了同意词：社会架构应该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使各异的主体相互承认，平权地共在。在网络中，这种理念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所谓言论自由观念的延伸：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发布信息和自主地选择信息。这就导致了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化。
网络社区的特性与其说由网络技术决定的，毋宁说是网络技术所暗示的，而网络技术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暗示的作用，又在于人们在不停地反思生活，在不断赋予新技术以某种意义。这是一个诠释的循环：新技术是人们反思的工具，我们总是在根据需要而受到启示，将新技术构造成某种隐喻，反过来，这种隐喻又影响到了技术的发展。因此，要理解网络空间，就要不断进入到人们正在反思的问题之中。
3．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
通过上述有关网络空间本质的讨论，我们看到虚拟生活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一方面，虚拟生活带给沉浸于其中的人的首要感觉是"挣脱了真实生活的束缚"[xxxii]，而同时，人们通过虚拟生活使自我得到充分的显现或从更多的层面体验自我之类的意向又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是对控制的诉求。换言之，如果说虚拟生活具有微观生活层面上的"解放"性，这种"解放"性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中受到压制的个人欲望的释放。因此，虚拟生活较日常生活更凸显主体的独立性，从某种角度来讲，虚拟生活是一种独自的自我生活，其根源来自自我的欲望：对世界和他者的控制（至少是规避风险）。在这种生活心态下，进入虚拟生活状态的主体对于群体的态度必然是"若即若离"，由此导致了所谓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
在真实生活中，欲望是要受到总体性的压制的，自我因此必须接受一种规范化的认同。对此，德勒兹在《千座高原》中指出，这种总体宰制性是由西方传统中的"树状思维模式"造成的。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在"树状思维模式"下，心灵依据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枝）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此建立起一种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观念树，其上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xxxiii]。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总体性的压制并不能完全使个体的欲望同质化，因此始终存在着一种与这种中心化和层级结构的"树"相对立的去中心化和非层级结构的"块茎"。这种"块茎"所用以
隐喻的是人的欲望的随意性、无约束性。如果说"树状思维模式"所支持的是宰制性的"国家思维"，那么"块茎"思维模式则暗示着任欲望自由流动的"游牧思维"（nomadic thought）。鉴于后者始终潜存于个体的欲望之中，一旦条件允许就会引发对游牧部落式的生活的冲动式的向往。
对"游牧部落"的向往是一种对微观的欲望乌托邦的向往，即与契约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临时编组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的实现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在契约性的编组之外寻找某种角色化的通过情感联系在一起的部落，二是完全逃逸一切社会连接而"自娱自乐"。也许有人会指出，在此诠释框架下，政治－经济体制不会容忍"游牧部落"的出现，而实际上，恰好是前者导致了后者的出现。其实现机制就是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为了使所有的人都加入其中，就发明了大众消费文化，即以文化传播的形式创造需求。"霍尔模式"表明，这种需求并不是简单地被"传递"，还需要被受众生产出来：首先产生于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关系之中[xxxiv]。于是，大众消费文化的传播依照不同群体的旨趣"对症下药"，结果导致了各种局域化的区隔或我们后文要论及的区位化，各种旨趣性而非功能性的非正式小群体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自闭的反体制的个人。
虚拟生活是游牧部落化的新发展。网络空间和虚拟实在的出现，使微观欲望乌托邦的想象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正因为如此，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网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不是传统社会功能的延伸："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由血肉和钢铁组成的巨人实在让人讨厌，我来自赛博空间，崭新的精神家园。我代表未来，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打扰我们。……我宣布，我们正在建立全球性的交往空间，理所当然地独立于你们想要强加的暴政。"[xxxv]巴洛还借西部来隐喻网络空间为电子新边疆，但其实是有悖逆性的，一方面它标榜的是公民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西部的殖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能用来论证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在美国，这种公民自由主义成为许多网络社群的参与者的幻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莱恩格尔德（Howard Rheingold）认为，正是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社群的衰落使人们对虚拟社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希望以此建构一种全球性的网络公民社会。
这种想象无疑是过于理想化的。实际上，"游牧思维"所追求的游牧部落式的生活本身并不是完全自主性的，其关键理念是相信存在着一种能够使自我自由地挥洒情感的微观的组织形式，显然这种组织形式虽始于理性的自主认同，但结果可能会通过"移情"使自我消失在集体性的主体之中。实际上，在看似非部落化的"自娱自乐"中，"移情"会使自我消失在自恋式的多角色想象之中，而这种想象所追求的是为某一微观共同体认可的价值，其实质还是集体性的想象。简言之，虚拟生活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适应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游戏。
虚拟生活是一种角色扮演式的生活。随着"入戏"程度的加深，会导致三种效应。其一为迪斯尼乐园效应（Disneyland effect），即使非自然的人工经验看起来与真的一样。例如，在MUDs游戏中，游戏者利用程序建立了许多虚拟物体和人物并在感觉上将其看作真实实在。其二为人造鳄鱼效应（artificial crocodile effect），即使假的东西看起来比真的还要吸引人。例如，很多人认为虚拟生活比真实生活更值得投入、是生活中更有价值的部分。其三为超真实效应，即人们可以超越真实生活的制约，体验他者的肉体和精神的感受。例如，在MUDs或虚拟实在中体验异性的感觉甚至动物或某物的感觉。正是这些效应使虚拟生活仍然可能发展出各种暂时性的情感性交融，并使得虚拟生活的式样在短时间和微观层面得到情感性的复制和拓展，因而，虚拟生活不会仅是"孤独的狂欢"，而潜藏着人们对群体生活的固有的依恋。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依恋有时是对未来的乡愁，如对虚拟实在的迷恋。
二、网络社群的自治伦理
网络被喻为"电子新边疆"，网民们类似于开发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在未作严格论证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将网民由网络连接而形成的"主体际共同存在"称为网络社群。但事实上，网络社群与其说是一个共同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association），而 《虚拟生活的伦理架构（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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