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2000-02-26)此后，在不同场合，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反复强调“三个代表”的要求，强调研究、宣传、贯彻“三个代表”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2001年1月10日，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江泽民同志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在全党深入开展‘三个代表’的宣传教育，是新世纪开局之年全党工作的大事，也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以利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自觉地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的党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富有战斗力”[1](2001-01-11)根据江泽民同志这一指示，为了提高我们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性，就不能不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仅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生产力的新划分和新归结
“三个代表”中第一个就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从生产力中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推动。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更准确地揭示了让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唯物史观发现的思维过程，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社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我的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
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一大段话逐字逐句地引证过来，就因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精辟的解剖，是对于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经典描述，就因为只有这样完整的引证才可以使人们从中发现马克思揭示社会秘密的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3](P.6)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秘密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就在于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3](P.8)。
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是用社会意识解释社会存在，用政治关系解释经济关系，因而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意识的根源，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政治关系的根源，并进而到生产力中去寻找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根源。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政治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把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所谓“归结于”就是“归根结蒂取决于”的意思。很显然，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然后由它决定并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再后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此看来，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变化都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结蒂，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一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唯物史观中所讲的“生产力”是一个整体综合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讲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都没有再进一步分析“生产力”。马克思在讲到作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的生产力时说：“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5]十年后，邓小平同志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6](P.275)“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P.274)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第一次对“生产力”本身进行层次的分析，从中划分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一大发展。 《“三个代表”：唯物史观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