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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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现实眼光，立足于战略高度，科学地预测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他认为，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惊人程度，在现代化生产中，生产社会化日益成为国际化已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只要世界生产力继续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必然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这种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邓小平还认为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体，经济和科技在国际政策、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利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所以，邓小平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9页。）邓小平以宏观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政策多极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的关系，趋利避害，对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顺利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利益观——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根本核心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国家关系的实践，80年代以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成为他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他认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根本。1982年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一报告的通过，标志着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主权。邓小平深知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主权就更加重要了。在国家交往中，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1982年，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就曾义正严词地宣示我们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经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同年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也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1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始终把国家利益坚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1989年六四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和“人权外交”压力，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安全，最终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正是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邓小平坚决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不仅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完全清楚，其他国家也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来制订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各国都不应伤害对方的国家利益。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另国无权干涉。  
其次，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明确的原则，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思维，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国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外交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国开发”的战略设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倡议以及“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际战略家恢弘的政治气度。  
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冷战思维并没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因素及必要的战略需要，中国曾经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确立不结盟外交原则，明确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他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联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

《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