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步入了小康生活，全国人民从总体上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当今中国既存在效率问题，也存在公平问题。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是公平问题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它不仅成为制约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直接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稳定大局的社会政治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门差距比较悬殊。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0.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和1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140%；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科研技术三个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赌博、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首先，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主、承包租赁经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相当大地加快了社会财富向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税行为，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据报载，我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偷漏税面达90%以上，其实缴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一般为10%-20%，最高也不超过30%；此外还有无照经营偷逃税款、不报帐或报假帐偷逃税款、买卖发票、开假发票或不开发票偷逃税款等。据1993年《光明日报》披露，我国每年被个体户非法截留税款为26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增加2.6万户百万富翁或26万个十万富翁。如果用于扶贫，可解决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逐年上升，1996年超过100亿，但许多税务人员认为这仅仅是应征税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使许多不法之徒获得高额利润。其三，走私贩私获取巨额利润。其四，过度的资本剥削，使相当多的雇主成了暴发户。许多私营企业主对雇工的剥削十分残酷，有资料表明，深圳等地发生的停工、罢工事件90%以上是由对工人过度剥削引起的。据测算，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经营黄色产业，利用迷信、邪教组织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来。据推算，通过以上“越轨”行为暴富的约有300万户。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 《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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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门差距比较悬殊。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0.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和1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140%；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科研技术三个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赌博、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首先，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主、承包租赁经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相当大地加快了社会财富向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税行为，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据报载，我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偷漏税面达90%以上，其实缴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一般为10%-20%，最高也不超过30%；此外还有无照经营偷逃税款、不报帐或报假帐偷逃税款、买卖发票、开假发票或不开发票偷逃税款等。据1993年《光明日报》披露，我国每年被个体户非法截留税款为26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增加2.6万户百万富翁或26万个十万富翁。如果用于扶贫，可解决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逐年上升，1996年超过100亿，但许多税务人员认为这仅仅是应征税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使许多不法之徒获得高额利润。其三，走私贩私获取巨额利润。其四，过度的资本剥削，使相当多的雇主成了暴发户。许多私营企业主对雇工的剥削十分残酷，有资料表明，深圳等地发生的停工、罢工事件90%以上是由对工人过度剥削引起的。据测算，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经营黄色产业，利用迷信、邪教组织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来。据推算，通过以上“越轨”行为暴富的约有300万户。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 《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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