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虽有对贫穷的感叹，但数量有限。在其三十三年所作两千八百多首诗中，直接提及贫困状况的不过六十余首，其中又只有十五首左右为独处咏怀的作品，其余约五十首则是作于与人唱和酬答的背景下，且相当数量是为答谢他人馈赠而作，则此时的贫困感叹尚有可能是虚应故事而已。由其诗还可知，梅家常年备有仆婢、车马，甚至有过以三万钱买马的举动，虽然可能是因陋就简，但都足以与平民家庭拉开距离。由此则可以理解，对于梅尧臣来说，生活中的主要困扰仍是仕途挫折而非生活困境，如其作于皇祐元年( 1049)的《记岁》诗：“买臣四十八，犹苦行负薪。我免以樵给，贫居年与均。道上不讴歌，妻亦无恚嗔。三者固异彼，异同双朱轮。”与汉人朱买臣相比，梅尧臣自觉生计过之，唯无望于荣华而已。须知当年梅尧臣正因父亲去世而守制在家，经济状况已不如平时，然而在这种情境之下，政治上的失意仍是第一位的，生活上并没有感到太大问题。
由此便可以看出梅尧臣与郊、岛在生存层面上的不同。借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理论，对梅尧臣与郊、岛而言，在相当于最高层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功业理想方面固然都不能满足，但至少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方面（吃、住等日常生存需要），梅尧臣尚较后者为优，个人满足感也会较强。郊、岛由于长期不能人仕，经济来源不稳定且有限，以至于在最基本的生存方面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想保持心平气和，非不可能，但难度理应较梅尧臣更大，情怀因此僻固狭陋，亦可以理解。事实上，关于物质生活贫乏给郊、岛精神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自宋人欧阳修、李纲至今人闻一多、施蛰存，也已有充分论述。而梅尧臣则拥有起码的物质条件、可靠的生活来源，更因此能够获得稳定的创作心理，即使仕途中遭遇沮丧，亦不至于过分绝望。在梅尧臣的诗中虽有对挫折或贫困的感叹，但不作极端的表达，正与此有关。所谓平淡诗风，平和的心理占有相当比重，稳定的生活则在事实上构成了平和心理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到晚年更趋明显，而其对应的经济状况是晚景胜于早岁，儿女婚嫁及父母终老之事俱毕，生活较为宽裕，诗风与经济状况之间的联系不可不察。
二、题材的日常化与受限的生活方式
仕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提供稳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并非没有弊端，而最为突出的负面影响便是对生活环境的约束，以及由此而来对诗歌题材的限定。
梅尧臣的诗歌在题材上具有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的倾向。通常的理解将此视为诗人开拓精神之体现。即不满足于唐人诗歌既有畛域而希图别开生面，诗歌以故由唐人的江山大漠转而为宋人身旁之亭台园囿。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若仅仅着眼于此，则又未免在将诗歌创作的主观动机神化，而忽视了诗歌自我表达、自我愉悦乃至日常交际的作用，毕竟诗人不可能始终以一种“挑战者”的心态来进行创作，挑战对象的不确定和独辟蹊径的疲劳都会使得这种挑战难以为继。事实上，若换一角度理解，这种日常化的选材趋向也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不得已，即由特定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结果。
查考梅尧臣生平可知，其成年后游历之地非常狭窄（少年时曾随叔父宦游襄阳），任职之地包括如下城市：桐城县、河南县、河阳县、建德县、襄城县、湖州、许昌、陈州。此外尚有汴京及宣城较为特殊：汴京为政治中心，梅尧臣每逢改职均至此办理手续，又多次于此参加科考，晚年又在此任职；宣城为梅尧臣故乡，梅尧臣卸任后往往短暂返乡，再由此履新，再娶以及父母亡故时亦需回乡居住。可想而知，由于身份所限，不得擅离职守，梅尧臣基本只能以汴京以及宣城为中心，在各城市间作点对点式的线性流动，而在任所，日常出游也仅限周边而已。然所有流动范围，不出今日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其中属于今日江苏的城市，如扬州、润州、高邮等地，仅仅是在赴任或卸职途中经停而已，如此一来，其视野必然大受限制，而这相比唐人更成为极大缺失。严羽《沧浪诗话》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无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都与远行有关，异乡的陌生风景、离别故乡亲人的感伤、对不可知未来的恐惧，都对诗人情感造成冲击，成为创作之诱因。而对于梅尧臣而言，虽有出行，相关的体验却往往付诸阙如，其中原因有三：所经历之地曾多次往来，缺乏惊喜；②所经历各地彼此邻近，自然面貌差别不大，且所经路途为交通要道，设施完备，开发充分，更难给旅行者以经验之外的新鲜刺激；旅行目的明确，家属亦往往随行，心态因之稳定，不至于产生前途未卜的恐慌或形单影只的孤独等情感波动。
与此相对应，梅尧臣在诗歌创作题材方面必然存在极大缺失，缺乏对自然山川与异地风情的体会，成为了与唐人相比的先天不足。作为一种补偿，将题材转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便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换言之，梅尧臣未必没有如唐人那样击剑漠北、浩歌剑南的意愿，但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断绝了这种可能。但在另一方面，同一生活方式又为诗人提供了稳定而较有保障的生活，使得诗人无需为生计奔波劳心，从而出现了不少闲暇有待排遣。如此一来，梅尧臣诗歌中所出现的某些题材虽多少令人无奈，又实在是势所必然。如《扪虱得蚤》、《八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恶俗之作自然可视为平庸生活的折射，而如《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这样读来兴味索然的作品，同样可视为在淡而无味、缺少变化的生活中的勉强挣扎。《次韵》作于嘉祐四年( 1059)，由另一首《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可知，此诗的缘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刘敞、范镇、何郯等四人同至梅尧臣家中相访，当时各人均有诗作助兴。《次韵》即是对刘敞诗的唱和。《次韵》全诗如下：“九月车马过，我庭黄菊鲜，重来逾七旬，枯萼无复妍。自非凌霜操，枝叶徒相连，衰败未忍去，根荄尚翘然。不意憔悴丛，尤为君子怜，固值时节晚，岂恨地势偏。直如木上萝，缘蔓欲到天，一朝风雪厉，零落向暮年，至此事乃等，高低复何言。公休夸松柏，彭祖与颜渊，各不相健羡，焉能论柔坚。愿公时饮酒，周孔今下泉。”此诗先咏庭中枯菊凋零之状，进而感叹荣枯贵贱之空幻，意境并不深远，宗旨亦是老生常谈，但由此诗及众人的吟咏而复原当时情景，则不免令人感到，枯菊这一意象既缺乏美感也少有新意，之所以在当时当地得以入诗，全在把酒言欢之余，实在没有其他更多情物可助吟兴，于是诗人们也只能勉为其难，以眼前枯菊为题各自成篇，而这种状态下作出的诗歌，不吸引人也就势在难免。
《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当然不是特例，在梅诗中存在大量此类题材琐碎的作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有相当数量同《依韵》一样属于唱和诗。朱东润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