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叶 烨，刘 学（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摘要：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关键词：梅尧臣；仕宦；生存方式；经济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0）06 - 0131 - 05
在考察经济生活对于传统文学之影响时，仕途显然是一不可忽视的要素。因为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固然关乎恢宏的功业理想，也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生计。作为谋生手段，仕宦限定了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容，进而影响心理世界，并波及文学创作，其中路径看似曲折，作用却非常明显。在这一方面，宋代诗人梅尧臣堪为例证。众所周知，题材的日常化与风格的平淡化乃是梅诗的两项突出特征，但此种诗风缘何而来？如果仅仅从个人性格方面作探寻，便无法解释梅诗为何具有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代表意义。而若复原当日生活实景便不难发现，仕宦所决定的生活水准以及所导致的经济生活方式，正是梅尧臣诗风所以形成的背后推手。而由于梅尧臣所面临的其实是宋人的典型境遇，因此，所谓的开宋诗先声，又不妨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早期演示而已。
一、平淡诗风与略俭不丰的经济状况
所谓“平淡”，通常理解为梅诗中所体现的自然淡远意趣，其中又包含语辞的不事雕琢与情感的平和宁静这两重要素，而后者可能更为传统文人所看重。欧阳修就将此种风格归因于梅尧臣的人生境界，在《梅圣俞墓志铭》中作高度评价：“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 不 怨 怼， 可 谓 君 子 者也。”所谓“唐诸子号诗人者”，就此前一贯的表达来看，应是指孟郊、贾岛为代表的一批中晚唐诗人，欧阳修好将梅尧臣与郊、岛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梅尧臣境遇与二人相同，而品格修养实过之，故能于文学中免除“僻固而狭陋”之弊。不过欧阳修的这一解读不妨视为揄扬故友的策略而已，未必合乎实际。因为当时人已经提及，梅尧臣“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朱东润先生也指出，所谓“仁厚乐易”，不宜过分强调，梅尧臣性格中自有褊急激烈的一面，其不合于时也未必与此无关，因此将“平淡”与“僻固狭陋”的区别归因于此，至少不够充分。而在另一方面，梅尧臣的境遇与郊、岛其实又并不相同，梅尧臣生前已对此种比附不予认同，事实上，若作进一步探究，他们在生存境遇方面的差异反而可能与文学上的泾渭分明有密切关系。
就仕途遭际而言，梅尧臣与郊、岛确在伯仲之间，但在仕途所决定的经济状况方面，彼此又实有轩轾之别。若从谋生的角度来理解仕宦，那么理应从人仕的难易程度、人仕时间长短以及俸禄数额等三个方面来考量唐宋两代诗人的处境。不过在俸禄方面，虽然宋人自我感觉更优于唐人，但由于唐宋两代的俸禄均随时调整，又涉及俸禄构成、货币购买力等因素，因此具体的比较其实无法进行。可资对照者，主要是前两项而已。从仕履来看，贾岛早年困于场屋，不得不入空门以求生计，后虽返俗，仍终身未第，开成二年(837)始责授长江县主簿，时已五十九岁，后迁普州司仓参军，卒于普州司户参军之职，享年六十五岁。孟郊三次应进士第，贞元十二年(796)始登第，时已四十六岁，又四年，始得授溧阳尉，又因不治官事被罚半俸，任职四年即辞官。后两度人节镇幕府，为时不过四年，即于元和九年( 814)卒于赴任途中。梅尧臣系门荫得官，于天圣五年( 1027)前后出任桐城县主簿，由此入仕，时年二十六岁，此后历任知县、州郡判官、太常博士、监永济仓、国子监直讲等职，嘉祐五年( 1060)卒于尚书都官员外郎之职，享年五十九岁。虽始终徘徊下僚，但入仕时间长达三十三年，期间仅因父母亡故而两度离职，为时四年。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入仕简易，且在职时间长，梅尧臣在仕途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显然会高于郊、岛二人。
梅尧臣与郊、岛的对比，虽为个案，仍有必然，其后折射的乃是宋代文士所享有的相对优厚待遇。粗略言之，宋代科举的录取率远高于唐人，且文士及第后即可释褐为官，不必如唐人在及第后尚需经过苛刻的选试（孟郊即因此在及第四年后方得一官）；又宋代于科举之外，尚有恩荫这一更主要的入仕途径，而门荫范围较唐代更广，与唐人五品官以上方许荫亲不同，宋人上自宰执、下及从七品之员外郎，都可荫及子孙（梅尧臣即因叔父梅询之恩荫补官，此后虽又屡次参加科考不中，但不妨为官），故就此言之，入仕实较唐人为易。入仕之后，宋人在职似亦较唐人稳定，盖赵宋以文臣治国，若无特故，不轻施责罚，故官员任职时间较长，梅尧臣仕途虽乏善可陈，却胜在波澜不惊，不似郊、岛难安于职，正与此有关。如此一来，宋人不啻获得了一个更为稳定而可靠的谋生手段。
就梅尧臣而言，有赖于制度的保障，日常生活尚差强人意，大体处于一种略俭不丰的状态。通过现存两千八百余首诗，今人不难复原其日常生活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梅尧臣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俸禄，此外的田产收入与友人资助不过是些微补助而已。而其俸禄虽不丰厚，已足供日常之用。以其晚年所任国子监直讲一职为例，俸禄约为每月二十千钱。②虽然此时大规模的加俸尚未开始，俸禄较后世水平为低，但比之于寻常百姓，已属可观。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北宋乡村下户（五等户中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而需租种土地耕种的农人）占当时户口总数的75%以上，他们在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上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据时人描述，“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 布褐不备， 均未免冻馁之忧”，可知日常温饱亦不易得，客户则更为贫穷。又据考证，乡村下户的全部资产总值通常在四十千钱以下，则北宋社会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总值尚不及梅尧臣两月俸禄之和。由此推想，梅尧臣的收入水平由全局来看，已可划入较高收入阶层。
这一事实也可由梅诗得到印证。大抵上，梅尧臣偶有衣食不足，在父母丧葬等特定时期更为拮据，但并非常态，经济状况在大多数时候可保持平衡，甚至偶有家境丰足的自喜，如《依韵酬永叔再示》。与此对应的是，梅诗中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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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烨，刘 学（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摘要：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关键词：梅尧臣；仕宦；生存方式；经济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0）06 - 0131 - 05
在考察经济生活对于传统文学之影响时，仕途显然是一不可忽视的要素。因为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固然关乎恢宏的功业理想，也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生计。作为谋生手段，仕宦限定了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容，进而影响心理世界，并波及文学创作，其中路径看似曲折，作用却非常明显。在这一方面，宋代诗人梅尧臣堪为例证。众所周知，题材的日常化与风格的平淡化乃是梅诗的两项突出特征，但此种诗风缘何而来？如果仅仅从个人性格方面作探寻，便无法解释梅诗为何具有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代表意义。而若复原当日生活实景便不难发现，仕宦所决定的生活水准以及所导致的经济生活方式，正是梅尧臣诗风所以形成的背后推手。而由于梅尧臣所面临的其实是宋人的典型境遇，因此，所谓的开宋诗先声，又不妨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早期演示而已。
一、平淡诗风与略俭不丰的经济状况
所谓“平淡”，通常理解为梅诗中所体现的自然淡远意趣，其中又包含语辞的不事雕琢与情感的平和宁静这两重要素，而后者可能更为传统文人所看重。欧阳修就将此种风格归因于梅尧臣的人生境界，在《梅圣俞墓志铭》中作高度评价：“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 不 怨 怼， 可 谓 君 子 者也。”所谓“唐诸子号诗人者”，就此前一贯的表达来看，应是指孟郊、贾岛为代表的一批中晚唐诗人，欧阳修好将梅尧臣与郊、岛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梅尧臣境遇与二人相同，而品格修养实过之，故能于文学中免除“僻固而狭陋”之弊。不过欧阳修的这一解读不妨视为揄扬故友的策略而已，未必合乎实际。因为当时人已经提及，梅尧臣“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朱东润先生也指出，所谓“仁厚乐易”，不宜过分强调，梅尧臣性格中自有褊急激烈的一面，其不合于时也未必与此无关，因此将“平淡”与“僻固狭陋”的区别归因于此，至少不够充分。而在另一方面，梅尧臣的境遇与郊、岛其实又并不相同，梅尧臣生前已对此种比附不予认同，事实上，若作进一步探究，他们在生存境遇方面的差异反而可能与文学上的泾渭分明有密切关系。
就仕途遭际而言，梅尧臣与郊、岛确在伯仲之间，但在仕途所决定的经济状况方面，彼此又实有轩轾之别。若从谋生的角度来理解仕宦，那么理应从人仕的难易程度、人仕时间长短以及俸禄数额等三个方面来考量唐宋两代诗人的处境。不过在俸禄方面，虽然宋人自我感觉更优于唐人，但由于唐宋两代的俸禄均随时调整，又涉及俸禄构成、货币购买力等因素，因此具体的比较其实无法进行。可资对照者，主要是前两项而已。从仕履来看，贾岛早年困于场屋，不得不入空门以求生计，后虽返俗，仍终身未第，开成二年(837)始责授长江县主簿，时已五十九岁，后迁普州司仓参军，卒于普州司户参军之职，享年六十五岁。孟郊三次应进士第，贞元十二年(796)始登第，时已四十六岁，又四年，始得授溧阳尉，又因不治官事被罚半俸，任职四年即辞官。后两度人节镇幕府，为时不过四年，即于元和九年( 814)卒于赴任途中。梅尧臣系门荫得官，于天圣五年( 1027)前后出任桐城县主簿，由此入仕，时年二十六岁，此后历任知县、州郡判官、太常博士、监永济仓、国子监直讲等职，嘉祐五年( 1060)卒于尚书都官员外郎之职，享年五十九岁。虽始终徘徊下僚，但入仕时间长达三十三年，期间仅因父母亡故而两度离职，为时四年。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入仕简易，且在职时间长，梅尧臣在仕途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显然会高于郊、岛二人。
梅尧臣与郊、岛的对比，虽为个案，仍有必然，其后折射的乃是宋代文士所享有的相对优厚待遇。粗略言之，宋代科举的录取率远高于唐人，且文士及第后即可释褐为官，不必如唐人在及第后尚需经过苛刻的选试（孟郊即因此在及第四年后方得一官）；又宋代于科举之外，尚有恩荫这一更主要的入仕途径，而门荫范围较唐代更广，与唐人五品官以上方许荫亲不同，宋人上自宰执、下及从七品之员外郎，都可荫及子孙（梅尧臣即因叔父梅询之恩荫补官，此后虽又屡次参加科考不中，但不妨为官），故就此言之，入仕实较唐人为易。入仕之后，宋人在职似亦较唐人稳定，盖赵宋以文臣治国，若无特故，不轻施责罚，故官员任职时间较长，梅尧臣仕途虽乏善可陈，却胜在波澜不惊，不似郊、岛难安于职，正与此有关。如此一来，宋人不啻获得了一个更为稳定而可靠的谋生手段。
就梅尧臣而言，有赖于制度的保障，日常生活尚差强人意，大体处于一种略俭不丰的状态。通过现存两千八百余首诗，今人不难复原其日常生活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梅尧臣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俸禄，此外的田产收入与友人资助不过是些微补助而已。而其俸禄虽不丰厚，已足供日常之用。以其晚年所任国子监直讲一职为例，俸禄约为每月二十千钱。②虽然此时大规模的加俸尚未开始，俸禄较后世水平为低，但比之于寻常百姓，已属可观。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北宋乡村下户（五等户中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而需租种土地耕种的农人）占当时户口总数的75%以上，他们在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上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据时人描述，“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 布褐不备， 均未免冻馁之忧”，可知日常温饱亦不易得，客户则更为贫穷。又据考证，乡村下户的全部资产总值通常在四十千钱以下，则北宋社会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总值尚不及梅尧臣两月俸禄之和。由此推想，梅尧臣的收入水平由全局来看，已可划入较高收入阶层。
这一事实也可由梅诗得到印证。大抵上，梅尧臣偶有衣食不足，在父母丧葬等特定时期更为拮据，但并非常态，经济状况在大多数时候可保持平衡，甚至偶有家境丰足的自喜，如《依韵酬永叔再示》。与此对应的是，梅诗中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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