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眼里的温州

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

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次我在永嘉桥头镇遇到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对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1938年我回国时，打听到法国马赛有一些往返中国的轮船，有为欧洲华侨专设的低价统舱，我就买了这种船票。在统舱里我结识了一些语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

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的形成。

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带有普遍意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品生产本身就要求有相应的流通服务，在原来的体制下过于单一的渠道已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由于这种流通渠道与生产脱节，这就迫使温州的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流通网络。他们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这种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我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钟朋荣——向温州人学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在我国由于思想禁锢比较严重，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时有发生。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温州人可不这么做。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而且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见，在温州的经济模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一说。

最近几年，全国到温州学习取经的人不少。但人们似乎比较注重温州改革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我在前面也介绍了温州发展经济的一些方法，如“一乡一品”的产业模式、百万游商走遍全国的市场开发模式等等。然而，温州模式的核心或精髓，是温州人的精神。

“爱拼才会赢”，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描述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共同的思维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温州人那里显得更加突出。

温州人精神可以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向温州学习，关键是要学习温州人的这种精神。在温州，正是由于有这种思维，才有一系列的创新，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思维的产物。

杜润生——一个自发的秩序

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过去，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子，政治组织是什么样子，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作过这样设计的，不少人是一些伟大的学者。另一种主张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应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领域，蓝图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预先设计得越具体，越难以符合实际，最终陷于空想。比如说，过去曾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结果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事业毕竟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受信息供给的限制，总难免犯理想主义式错误。比如说，我们曾要求全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惟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并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并存，这种设计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果在实行了20年后，不得不进行改革。

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

温州经济就是一个实证。在本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得到中国共产党永嘉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一度被打了下去，永嘉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不从此甘心，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另辟蹊径。

浙江土地太少，人口太多。温州人从明清两代起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外国去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从此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商标牌等。“小商品，大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得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现在浙江与广东并驾齐驱，国内生产总值达7000多亿元。

温州能有今天，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当地政府职能简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从前看到的那种荒凉、脏乱的景象已不复见。现在道路宽敞，市面干净、卫生，交通发达，电力供应、电信服务良好。这就实现了中央说的，真正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经营，放手发展比较优势。“三个放手”从宏观政策高度，肯定了自发的发展秩序，使之成为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向。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浙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那里的个人经济收益协调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可谓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前景广阔。

吴敬琏——民间力量的成长有利于改革

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基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

之后，国家经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启动这一政策期间，全国还在“保八”，而当年上半年温州工业增长12％，这样的速度是令人惊讶的。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温州让我得出结论：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中小企业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他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希望各地能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摘自《了望周刊》《中国经济时报》《南方周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