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1)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在小说的开篇，描述了一个“孩子”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在他的睡眠中，总会出现“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孩子为什么会对“黑夜”感到恐惧？因为黑暗阴森的荒诞世界让这个“子辈”战栗；为什么是女人的呼喊？因为女人代表着柔弱，代表着面对荒诞世界的无助，换句话说，这实则是子辈内心对巨大荒诞的恐惧的外化，由此，“在细雨中呼喊”这一行为意象成为置身于荒诞世界的孤独个体迫切地寻求新的庇护者的隐喻性表达，表征着余华在转型之即对新的生存哲学的呼唤——而从时间承续与逻辑演进上来看，新的庇护者与新的生存哲学，正是紧承《在细雨中呼喊》发表的《祖先》中的“祖先”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生存智慧。试看《祖先》中的这段文字：
我当初的哭声穿越了许多陈旧的年代，唤醒了我们沉睡的祖先。我同时代的人对我的恐惧置之不理时，我的一位祖先走过漫长的时间来到了我的身旁。我感到一双毛茸茸的手托起了我，身体的上升使哭喊戛然而止，一切都变得令人安心和难以拒绝。一具宽阔的胸膛如同长满青草的田地，替我阻挡了阳光的刺激。我的脸上出现痒滋滋的感觉，我的嘴唇微微张开，发出呀呀的轻微声响，显然我接受了这仿佛是杂草丛生的胸膛。
对余华的生存哲学的演进来说，没有哪段文字如此具有隐喻性与概括性了。“子辈”深感恐惧，然而“同时代人”（父辈）“置之不理”，在此情况下，“祖先”来到“子辈”身旁。“毛茸茸”的手，“杂草丛生”的“胸膛”，走过的“漫长的时间”，都强调了“祖先”的历史、传统性质。祖先的怀抱如此温暖，让子辈的哭喊“戛然而止”，不再有“遗弃感”：“一切都变得令人安心和难以拒绝”。子辈“接受”了这“宽阔”而“杂草丛生”的“胸膛”——面对世界的虚无，余华最终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了精神归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点，《祖先》表征了余华向后看的、企图在直面荒诞世界时在传统生存哲学中寻求精神资源的思想动向；这也正是余华在转型之即写这样一篇名为《祖先》的小说的根本原因。在《祖先》的结尾，村民们杀死了浑身长毛的“祖先”，并分而食之。那位无疑带有先觉者色彩的年轻老师大声地斥责村民的行为：“那是祖先，你们砍死了祖先，你们这群不肖子孙”——对传统的珍视与对现代欲望的批评再次清楚地表明了余华的情感向度。对余华来说，中国传统生存智慧，强调的不是外部世界的征服与索取，而是内在欲望的否定与收缩，从而既让个体避免因欲望而制造欺骗、暴力等人为痛苦，加剧世界的荒诞程度，同时也让个体面对外部的击打能做到平和、释然与“甘于失去”。
二、“转型”与“祖先”哲学
《祖先》写于1992年，这正是余华面临转型之即，小说的三重结构表明余华摒弃了“父辈”的生存哲学，并预示着他会在“转型”后小说中凸显“祖辈”形象并宣扬“祖先”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却仍然塑造了“父辈”形象，只不过这是一系列“好父亲”，如《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兄弟》中的宋凡平，甚至包括《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王立强，他们都给予了“子辈”足够的温暖。由诅咒父亲到歌颂父亲，这一转变被很多研究者理解为余华由叛逆到顺从的症候。换句话说，余华80年代的先锋叙事具有挑战父法的意味，而90年代“转型”后的小说写作却表现了向父法的认同，理由就是这些“好父亲”的出现。但是，必须对这一现象作深层次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余华不是向“父辈”的靠拢，而是向“祖辈”的回归。可以发现，余华转型后小说中的“好父亲”，大多是“继父”；而“亲父”，与其先锋写作中的描写一样，仍旧堕落无耻。实际上，在“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似乎特别突出了“亲父”与“继父”面对苦难与暴力时在佑护“子辈”问题上呈现出的尖锐对比：前者卑鄙龌龊，遗弃“子辈”；后者甘愿付出，照顾“子辈”。《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亲父孙广才不堪人父，而养父王立强倒能给孩子带来温情；《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亲父何小勇不抚养儿子许一乐，养父许三观却愿不断卖血以拯救其生命；《兄弟》中李光头的亲父因偷看女人屁股而跌进厕所淹死，他在道德品质与现实资格上都无法抚养后辈，而继父宋凡平则尽可能在那个动乱年代为李光头遮风挡雨。“转型”后小说中的“亲父”仍然堕落无耻，这就表明余华并未认同“父辈”，相反，表现了他对“父辈”的抨击与诅咒。那么，小说中伟大无私的“继父”们是否表明了余华对“父辈”的认同（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父辈）?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一个“继”字就宣告了现实父亲的“已死”与不称职，更重要的是，“继父”是应“亲父”之“死”而出现的，他们必然要摒弃亲父的生存哲学，而汲取新的思想资源，而这种思想资源，不再是来自“父辈”自身（既非来自“亲父”也非来自“继父”），而是来自“祖辈”的人生哲学。换句话说，“继父”们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体现的不是“父辈”自身的思想与意志，而成为传达“祖辈”哲学的载体与工具。
《活着》标志着余华的正式转型，余华的“祖先”哲学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正式的确立与表达。小说是以福贵老人讲述自己的苦难一生并得出人生经验的方式展开与结束的，也就是说，在小说中，福贵与其说是作为“父亲”的面目出现，不如说是作为传承人生智慧的“祖父”形象出现。关于《活着》的主题，不少研究者认为小说表现了在苦难面前仍然要“活着”的生存观念，这种理解有道理，但如果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可能它真正要表达的是“否定欲望”的传统意识。小说中，主人公名叫福贵，显然父辈希望他一生能够大福大贵，这是典型的“父辈”式的欲望。在刚开始时，仗着祖上的遗产，福贵也确实是既“福”且“贵”的，但他很快就不断地“失去”：最先因赌博失去全部财产；然后陆续失去自己的父母、子女、妻子、女婿、外孙，最后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可以说，他失去了一切能够失去的东西。由初始的“占有”欲望到最终的“失去”结果，《活着》显然深刻地表现了“欲望”的无效性。如前所述，《活着》是以福贵老人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方式展开与结束的，而这里尤其要注意的，也是被研究者们所忽略了的，是小说开头与结尾的两段歌谣。在小说的开篇，福贵老人唱起了“旧日的”歌谣，开头两句便是“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皇帝让“我”当驸马，这是何等的荣华富贵，“我”却拒绝了。小说结尾处，福贵讲完自己由“福贵”到“失去”的苦难一生后，再次唱起了歌谣，歌的内容是“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经历了少年的游荡、中年的“掘藏”、占有，老年就看穿了一切欲望，甘愿“做和尚”了。更重要的是，这段话也正是余华在其正式转型的小说《活着》中对自己生存哲学的深刻总结：少年／子辈通过出门“游荡”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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