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背 景
“哥萨克”案或许是由历史调查转变成新闻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仅大报小报投入了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围绕此事件还出版了好几本书，BBC的历史系列节目《时代瞭望》（Timewatch）也将其作为了主题。
1945年5月二战结束后一个月，驻奥地利的英国军队似乎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将大批手无寸铁的难民驱逐出境，使其遭受到敌人的折磨乃至杀害。这个事件先是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1974年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最后的秘密》（The Last Secret）一书的出版，又在俄罗斯和北美的新闻界引起了广泛争论。1989年被指责下此驱逐令的一名英国退休军官提起诽谤诉讼，这一事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谁应该为此事负责还没有最后定论，但英国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都卷入了这场争论。
新闻记者对此感兴趣是基于以下的原因：1945年5月，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值得调查的；当有人指出这种不公正是在违背最高层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就更能吊起他们的胃口了。而且由于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故意逃避、当事人的相继去世、书面记录的复杂性以及强烈的爱憎，使查清事件真相变得异常艰难，这也刺激他们去进行调查。
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最初主要是由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l）和尼古拉·托尔斯泰（Nikolai Tolstoy）进行的，他们根据几个国家不同语言档案中的庞杂资料，提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理想解释。由于有人故意阻挠，他们从公共机构获取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两位作者仅仅因为调查这起事件而遇到许多阻挠和诋毁，托尔斯泰因此卷入了一系列法律诉讼，其中第一个诽谤诉讼使他倾家荡产，随后几个也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案例揭示了英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其臭名昭著的诽谤法。该案例许多方面在法律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事件始末
1945年5月，德国彻底投降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现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如何保持和平，保证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和供给仍存在大量问题。西欧塞满了形形色色的难民，当时被称为“无家可归者”，他们在难民营里接受审查，以找出其中的战犯或潜在的信息来源。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共识：应将这些难民中的原苏联公民遣返回国。但是在难民营里要想确定谁是前苏联公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盟军已经意识到这些遣返回国的人会被清洗掉。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协商后认为不应该遣返这些难民。这个决定是非常恰当的，尤其是在奥地利，因为英国军队负责的大量难民就在奥地利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难民被称为“哥萨克”，事实上并不能确定其中有多少是真正被德军招募来参加反苏运动的哥萨克，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不是苏联公民。其中许多人希望移民加拿大或阿根廷，还有一些等待验明身份后回到他们在法国或德国的家。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亚历山大和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同意将这些难民撤离苏联边境。这个决定非常具体，连给养都分配好了，800辆运送难民的卡车也整装待发。
以上事实英国军方的官员们都一清二楚，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有人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1945年5月，亚历山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一个将这些难民移交给苏联方的行动就开始了。那些奉命将难民转移到安全地区的汽车被勒令返回。令调查者们不解的问题是，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在谁的授意下进行的？
这一行动是可以被制止的，例如，默里（Murray）将军领导的第六战区在德劳峡谷（Drau Valley）收留了大批哥萨克难民，得知将对这些难民采取行动后，默里手下的一些军官提醒他们赶紧逃跑。默里本人也反对这一命令，因为许多难民不是苏联人，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可见在此行动背后必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许多难民在英军的毒打之下被迫越过边境进入苏联，等待他们的是鞭子和子弹。
贝瑟尔的书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指使这样做的，但在某些地方暗示与托比·洛（Toby Low）准将（1962年成为奥尔丁顿勋爵）有关。后来托尔斯泰在书中给予了奥尔丁顿更多的关注，指出不久就离开军队竞选国会席位的洛更急于取悦他政治上的庇护者，而不是他的司令官。他的庇护者是当时盟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作为一个有权势的政客，其影响力对刚刚踏入仕途的洛 《“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2930.html
“哥萨克”案或许是由历史调查转变成新闻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仅大报小报投入了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围绕此事件还出版了好几本书，BBC的历史系列节目《时代瞭望》（Timewatch）也将其作为了主题。
1945年5月二战结束后一个月，驻奥地利的英国军队似乎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将大批手无寸铁的难民驱逐出境，使其遭受到敌人的折磨乃至杀害。这个事件先是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1974年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最后的秘密》（The Last Secret）一书的出版，又在俄罗斯和北美的新闻界引起了广泛争论。1989年被指责下此驱逐令的一名英国退休军官提起诽谤诉讼，这一事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谁应该为此事负责还没有最后定论，但英国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都卷入了这场争论。
新闻记者对此感兴趣是基于以下的原因：1945年5月，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值得调查的；当有人指出这种不公正是在违背最高层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就更能吊起他们的胃口了。而且由于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故意逃避、当事人的相继去世、书面记录的复杂性以及强烈的爱憎，使查清事件真相变得异常艰难，这也刺激他们去进行调查。
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最初主要是由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l）和尼古拉·托尔斯泰（Nikolai Tolstoy）进行的，他们根据几个国家不同语言档案中的庞杂资料，提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理想解释。由于有人故意阻挠，他们从公共机构获取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两位作者仅仅因为调查这起事件而遇到许多阻挠和诋毁，托尔斯泰因此卷入了一系列法律诉讼，其中第一个诽谤诉讼使他倾家荡产，随后几个也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案例揭示了英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其臭名昭著的诽谤法。该案例许多方面在法律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事件始末
1945年5月，德国彻底投降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现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如何保持和平，保证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和供给仍存在大量问题。西欧塞满了形形色色的难民，当时被称为“无家可归者”，他们在难民营里接受审查，以找出其中的战犯或潜在的信息来源。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共识：应将这些难民中的原苏联公民遣返回国。但是在难民营里要想确定谁是前苏联公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盟军已经意识到这些遣返回国的人会被清洗掉。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协商后认为不应该遣返这些难民。这个决定是非常恰当的，尤其是在奥地利，因为英国军队负责的大量难民就在奥地利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难民被称为“哥萨克”，事实上并不能确定其中有多少是真正被德军招募来参加反苏运动的哥萨克，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不是苏联公民。其中许多人希望移民加拿大或阿根廷，还有一些等待验明身份后回到他们在法国或德国的家。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亚历山大和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同意将这些难民撤离苏联边境。这个决定非常具体，连给养都分配好了，800辆运送难民的卡车也整装待发。
以上事实英国军方的官员们都一清二楚，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有人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1945年5月，亚历山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一个将这些难民移交给苏联方的行动就开始了。那些奉命将难民转移到安全地区的汽车被勒令返回。令调查者们不解的问题是，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在谁的授意下进行的？
这一行动是可以被制止的，例如，默里（Murray）将军领导的第六战区在德劳峡谷（Drau Valley）收留了大批哥萨克难民，得知将对这些难民采取行动后，默里手下的一些军官提醒他们赶紧逃跑。默里本人也反对这一命令，因为许多难民不是苏联人，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可见在此行动背后必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许多难民在英军的毒打之下被迫越过边境进入苏联，等待他们的是鞭子和子弹。
贝瑟尔的书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指使这样做的，但在某些地方暗示与托比·洛（Toby Low）准将（1962年成为奥尔丁顿勋爵）有关。后来托尔斯泰在书中给予了奥尔丁顿更多的关注，指出不久就离开军队竞选国会席位的洛更急于取悦他政治上的庇护者，而不是他的司令官。他的庇护者是当时盟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作为一个有权势的政客，其影响力对刚刚踏入仕途的洛 《“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