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和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

现体悟天理的方法，只不过是加深理解天理的手段而已。在朱熹的史学思想体系中，首先要求体悟天理，无论是治经还是治史，也无论治学采取何种方式方法，一切都必须围绕着明辨天理这个目的来进行。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这一立场来看，朱熹把治史方法仅仅作为提高心性涵养的手段而已，以此手段进而达到修身之目的。第二，朱熹在治史上采用实证的方法是建构自己理学体系的手段，这也最终使他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宋史》说“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①这种“反复参订”的功夫不正是朱熹采用实证的治方法的诠释吗？朱熹能够建构起他的理学体系，与他采用实证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在朱熹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为了一个字、一个词或一段话反复与他人商讨、论辩，其旁征博引、细心考订的治学态度是令人敬佩的。
三、治史价值的歧异
1．陈亮认为治史的价值在于经邦济世
史学价值是指治史对个人、对社会具有何种意义。朱熹和陈亮均认为修史、研史、读史有借鉴意义，但最终要达至什么目的，二人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陈亮治史的目的，即治史的价值是酌古而理今，朱熹的目的则是探寻天理。
陈亮身处宋金对峙之际，对于南宋朝廷偏安东南一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忍辱事仇的行径义愤填膺。陈亮胸怀天下，不愿生活于平淡之中，他发奋图强，苦苦思索，对照历史，联系现实，系统研究了汉唐强盛的原因，自觉肩负起总结天下兴亡的原因以期为现实政治服务。陈亮是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研究历史的，因此，在他的史著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坚决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听到其上达天理、下遂民愿族意的铿锵Ⅱ内喊。
陈亮说：“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陈亮考察“天人之际”、“长短之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陈亮分析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衰落、天下分裂的原因是周平王不思发奋所致，如果周平王能正纲纪、修法度、纠合诸侯、扫荡犬戎，就会“文武之迹可寻，东周之业可兴也。”他以历史的教训提醒南宋统治者，可见他非常强调历史鉴戒作用的，认为作史应该做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从《酌古论》中一个很小的细节便可看出。在这部史论和政论兼有的著作中，陈亮首写光武中兴，借此来影射现实中的皇帝宋孝宗，可谓用心良苦。陈亮曾经在《酌古论·武侯赞》中联系靖康之耻，多有发挥，以致他的好友吕祖谦读完《酌古论》后认为此书“断句抑扬有余味，盖得太史公笔法”，认为这“尤有补于世教。”②陈亮写作《酌古论》的用意也是如此，“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酌乎此也。”因此，与其说《酌古论》是一部史论，毋宁说它是一部军事谋略论，是陈亮积极人世的表示。无怪乎他的挚友叶适为其抱膝斋题诗说：“匹夫负独志，经史考离合。”
2．朱熹认为体悟天道是治史的终极价值
朱熹所谓鉴戒是指人们通过治史可以明见古人、往事的成败利钝及功过得失，由此途径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作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凭借，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治史的借鉴作用。不过朱熹所说的借鉴作用并没有到此为止。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可以推知，治史只是万千需格之一物，人们应该从治史中获知何为天理，什么是人欲，并要明了天理是“善”的，而人欲则是“恶”的，由此明白洞达的基础上祛除邪恶而保存天理。换句话说，就是罚恶奖善进而体悟把握道是治史的价值所在，是治史具有借鉴作用的终极价值。朱熹罚恶扬善的史学理论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读史可以明见天理，学者可以从治史中了解天理人欲之别，由此便可天理全存而人欲尽去。第二，治史是为了以古鉴今，希望通过治史为拯救苟延残喘的宋政权提供经验教训。第三，治史能够措置于经世事业以达当世之用。通过古今天运人事的两相对照，措置于南宋岌岌可危之时局，指出南宋当局不应该做缩头乌龟，借以鞭挞南宋当局及其存在的问题，意欲以此推动南宋朝廷能够有所作为。
如果学者在治史过程中只是掌握了一些历史事实，而相对忽视了史学中所富含的义理成分，这在朱熹看来，必然会陷入世俗的功利漩涡之中，故他经常批评浙东学派说王论霸的治史功利之学。朱熹指出学者必须在“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之所在而已。”唯有如此，治史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方能呈现出来。基于此，朱熹的治史以切当世之用的社会价值论与他把握天理的治史功利说是殊途同归的，都建立在他的理学理论体系之上。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以古代圣贤为典范，极力渲染圣王的仁政美德，在此大旗下，宣扬他的罚恶扬善的治史价值理论，用意是要影射宋代帝王，批评其作为有违于天理人道。这在专制王权社会的背景下，既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显示出朱熹思想的高明之处。“人们不仅希望王实行王道，还常常用王道作为批判某些具体王的理论武器，宋代理学家甚至以王道为准则对三代以后的所有帝王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朱熹对南宋当局偏安东南一隅的政治局（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面非常愤懑，对当局的施政方针也颇有微词，甚至当面数落当朝皇帝，希望最高当局能够振作起来以改善国运民生。但是朱熹发泄不满的手段十分有限，他只能以道义手段裁判君主，他以当时人们所公认的三代黄金时期与古代圣贤的作为与南宋当局的行为进行对比，揭露南宋当局所存在的问题，激励志士仁人为改善政治局面而努力奋斗。虽然这种做法的实际意义不大，但是理论意义很大。“道义原则的提出无疑增强了儒家学说的批判精神。就实而论，有批判才会有理想。完全肯定现实、乐于接受现状的人，就只会歌功颂德，只会做金童玉女。”其实，朱熹只是要求南宋最高当局进行自上而下的温和微调，并不会必然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良好愿望的改革，南宋统治集团对此也是置若罔闻，充分说明宋王朝行将走到它的生命尽头，能够暂时维持可怜的现状已属不易，再要求它进行大的变革已是不可能之举。南宋当局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守旧姿态与朱熹的思想观念相对照，正好映衬出朱熹思想观念的开明。
[参考文献]
[1]陈亮，论扬雄度越诸子[A]．陈亮集（卷9’）[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2]陈亮，语孟发题·孟子[A]．陈亮集（卷10）[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3]陈亮．六经发题·周礼[A]．陈亮集（卷IO）[c].

《陈亮和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