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传媒时代电视文化的选择:网络电视传播透视

全消除同域文化圈中异质文化之间的距离，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异域文化圈之间的差异。首先，传播文化的发展已经证明，无论何种传播技术，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只能是作为一种更好的交流手段而存在；其次，作为一种手段，网络电视是否能够有益于所有文化，是否能够融入各种文化之中而不损害整体还有待验证[9]；再次，尽管网络电视传播所需硬件的价格会随着“摩尔规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眼球经济”利润，强势文化圈必然会凭借资本、技术与人才资源上的优势，进一步拉大科技文明之间的差距，以保持自身强势文化地位，这也使异域文化圈的“话语流”在量上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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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电视不仅整合了通信、娱乐等信息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信息传播娱乐化”趋势，使后传媒时代文化更对应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策略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要破除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对理性的偏爱和对感性与直觉特别是视觉感受的歧视，要大声地“为眼睛辩护”。波德里亚也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之间的界线已经消失，传媒越来越多地使用过去只有娱乐业采用的各种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使信息传播变成抽象思维与直观的视觉感受为一体的“娱乐”行为。这与利奥塔所强调的“为眼睛辩护”异曲同工，都是要强化直观的视觉感受，倡导不加解释的、感性的、娱乐式的文化体验，用快乐、享受的“娱乐”信息接收模式取代“思维式”的信息接收模式。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追求快乐和享受是人类的本性。当代以“娱乐”形式出现的信息传播，可以说是“出于对现代史上持续积累的心理紧张与生理焦虑进行宣泄的内在需要”。它“解决了当代人生中的一些精神困境问题”[10]，并且“在客观上释放人的欲望，起到‘让生活美丽’的作用，体现了对于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对于此前物质贫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反驳、一种进步；同时也是当今开放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表现，有其合理的一面”。[11]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最近几年中国电视屏幕上，各种娱乐节目相继出台，反讽、调侃、游戏、搞笑、言情、博彩类节目遍地开花，而《还珠格格》一再重播都能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不小的“格格热”，甚至在文化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收视率都可以达到40%以上。[12]
人们需要轻松，需要感受愉悦，并希望在娱乐的同时接收信息。网络电视传播充分发挥了多媒体、链接、动画、互动等技术优势，突出了传播的视觉效果，满足了当代受众“寓传于乐”的接收心理，策应了低语境下“快乐”的后现代文化策略。此外，在当代社会，信息作为重要的稀有资源，与其他商品一样，首先要被消费者消费，只有被消费了，才可能实现信息自身的经济价值，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社会效益。当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素质尚待提高的社会环境中，大众趣味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信息娱乐化也应保持适度，否则就会导致传播文化结构的另一种失衡，一味追求“天天快乐”也会使受众失去对现实真实与否的准确判断。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有46.1%的人把电视看成“消遣娱乐工具”，而把电视当作“精神导师”的仅占2.4%。B13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代电视的品味还不够高，还未获得社会精英们的文化认同。因此，在网络电视传播即将来临的后传媒时代，如何正确把握信息的娱乐化，需要全体传播者认真加以思考。
注释：
[1]祁林：《网络思维方式及其对电视传播的影响》，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究会论文集。
[2]秦志希、葛丰：《互联网的“后现代”特征》，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究会论文集。
[3]沃纳·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4]赵雪波、龙学锋：《从“十大新闻”评选看媒体的话语霸权》，《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6]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8]闵惠泉：《面对跨文化交流的挑战》，《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9]阿兰·莱伊：《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善性中的误读》，《从文化的多样性到人类的普遍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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