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传媒时代电视文化的选择:网络电视传播透视

　网络电视在整合电视与网络两大传播媒介的过程中，既保留了电视形象直观、生动灵活的表现形式，又具有了互联网按需获取的交互特征。同时消解了单一传播形态下的话语局限，构建了一个网络时代视觉形象下全新的话语体系，迎来了具有后现代内涵的新的现代传播文化。
电视线性传播在网络开放结构中破解，策应了人类理性思维方式的回归。“传播者主权”下的话语中心裂变成无数个自由的话语单元，使后传媒时代文化更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
在传统电视线性传播结构当中，大众获取信息是以牺牲独立的思维品格，以受权话语主权缺席为代价的。“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他们只能遵照媒介机构已经安排好的顺序进行接受。而且只能按照时间流程的方向，是不可逆的。因此，相应的思维方式具有线性的结构。”[1]但是，线性思维并非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跳动、发散、随意是人类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的本体思维模式。电视线性传播的技术手段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将人类原有的开放性、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强制为与媒体线性传播相同步的惯性思考模式，令“‘把关人’在控制信息传播时，处于‘决定媒介内容’的支配地位”，使得媒体可以在传播中“往往从一个层面上推行着总体化策略，将多重性简化为一致性，或者朝着一个目标去组织话语”[2]，并“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3]，从而达到自己议程设置功能的主观目的，形成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意识形态传播逻辑。此外，由于缺少类似电视媒体的强势技术手段，受众即使具有自己的理性空间，也无法在这种单向的线性传播结构体系当中拥有自己的话语空间。这样，“久而久之，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媒体提供信息来源，规定话题的内容，而受众则无论喜欢与否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谈论媒体规定的话题”[4]。“沉默螺旋”的出现将无法避免。这种传播结构本身对文化发展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它使受众丧失了独立的人文品格，独立人文品格的丧失，又意味着“受众失去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5]。其次，传统电视媒体借助高投入的传播手段，置自己于一个封闭的话语中心区，也难以保证媒体在面临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等多种矛盾冲突中的自律行为。
传播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可以把传播行为本身从传播者编织的以传播者为主导的总体传播策略体系中解放出来，“受”与“传”双方成为既不可分割又具有独立品格的行为主体，大众群体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并从总体上策应了人类发散性思维的回归。这种由“传播者主权”向“受众主权”进行的传播形态的转型，使后传媒时代的传播渗透出更加强烈的人文关怀品格。
2.电视与网络传播技术手段上的融合，客观上加速了不同传播语境界限的消解，促进了同
域文化（同质或异质）、异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认同，使后传媒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结构
传播学认为，不同传播技术下实施的传播具有不同的传播语境，不同的传播语境下则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爱德华·T·霍尔认为，文化类型对语境依赖的程度是不同的，传播语境大致可分为“高”、“低”二种。他认为，精英文化主要在高语境环境中传播，而大众文化则依赖低语境传播。由于不同文化在传播中始终固守着各自特定的传播语境，导致了彼此之间难以沟通、交流与认同。而网络与电视技术手段上的融合，客观上加速了“高”、“低”语境界限的消解。一方面，它把同域文化圈中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前卫文化与边缘文化置于同一个话语平台当中，其话语不仅关注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大众文化，同时也关注不占多数的精英文化。这样就使“在文化循环过程中，包括来自于高雅文化在内的、来源广泛的形象和叙事因素，被融汇到新的流行文化形式中，被置于以各种方式修正了它们原义的新语境之中”?[6]，使不同文化可以共生互融，传播行为具有了更加宽泛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也为异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始终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并非就是优质文化，而弱势文化也不一定就是劣质文化。尽管目前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信息量占世界传播量的80%，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就一定是优质文化，然而，在当代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的文化，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参与国际文化的大循环，去实现多文化、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的文化在孤独中消亡[7]，才可以避免文化交流上的“马太效应”。网络电视开放的结构，使得那些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了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平台，从而可以在不同文化圈的跨文化交流中，充分反思自身文化、理解异域文化，弥补不同文化在进步与落后、创新与愚昧之间的差距。[8]当然，传播语境界限的消解，并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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