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新闻业卓然成为新事业，往昔乏人问津的报馆主笔、访员之职，一时竟成为文人学子的时尚之选。访员之派设也因之由本埠扩大到外地、甚至海外。由此，报刊新闻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大为提高。其三、向社会征稿，并以“征文”、“通信”、“来稿”等形式予以刊载。例如，《选报》虽是以集录中外报刊为主的文摘性刊物，但也明确宣告“兼收外来诗稿及通论并紧要时事等函”14。《俄事警闻》除了征集时事新闻之外，还开列了“普告国民”等60余个征文题目，向社会各界广泛征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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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来源的多元化相应，民报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采，且以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新闻为主，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学术、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无所不有。尤其是一些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新闻，在报刊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第五，报刊的栏目设置与版面编排灵活多样，务求贴近民众。中国近代报刊业由模仿外报而起步，在初始阶段，“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16，版面设计，简单粗糙，刻板呆滞。自民报兴起后，报刊面目从整体上大为改观，新闻报导、外报摘译、时事点评、谭丛说荟、广告文艺等，一应俱全。尤其是“论说”、“社说”专栏常常揭载报馆主笔的重要时论，较之旧式邸抄，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而且还明确表露报刊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言论取向。一些报刊所辟设的特色栏目，如《苏报》之“学界风潮”、《时报》之“时事批评”等，也颇为读者所关注。从版面编排上看，自1898年《时务日报》及继之的《中外日报》采取分栏编辑、双面印刷，首开报纸版面改良之滥觞后，沪上各报即积极探索版面的创新，纷纷置备各号字模以及各种符号，分别内容轻重，或参用大小字样，或于“发论精当、时论绝要之处”施加圈点17，既给读者以提示，又藉以表明报刊自身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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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报刊印刷日趋民间化。如所周知，中国古代民间的私刻及坊刻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传入、印刷版料的改进，在民间印刷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一批以石印、铅印技术为依托的专营或兼营出版印刷业务的书局、印书馆。这为民办报刊快速、批量印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仅1902-1904年，上海就有44家新式译书机构。至1906年，租界内书局已发展至79家，1909年增至92家18。其中，若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等，皆颇负声名。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除了译印各类西书、教科书以及编辑发行《外交报》、《东方杂志》等多种报刊外，还承接多家报刊的印刷业务。
第七，报刊发行建立起独立的民间网络。近代报刊业创兴之始，由于所载多琐碎支离之事，内容浅薄，不切实用，“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19，所以尽管印数无多，但发行殊为不易，甚至出现"沿门丐阅"的现象。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流转，报刊转而成为社会公共读物，发行量大增。与官报通过行政手段逐级强制发行不同，民报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报馆分馆、邮局民信局、各地书局书肆、会馆公所、民间社团以及私人寓所等多种渠道，建立起以各个报馆为中心的发行网络。由于各个销售点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此，即便偶尔有某一个点因故不能代销，但其它点仍旧照常运转，不会对报刊的发行造成太大影响。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说，民报的发行，除了与交通、邮政通讯部门打交道外，基本不受官府控制。
第八，报刊的受众以社会公众为主。旧式邸钞、京报的读者，人少面窄，自不待言。而外报的发行也仅局限于由少数官吏、买办、商人和边缘知识精英所组成的狭小圈子内。时至二十世纪初，民报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大众传媒，因能快速、准确地报导时事，反映民情民意而备受人们青睐。其结果，报刊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受众的社会构成愈加丰富，由前此的特殊人群转向以一般社会公众为主，举凡官商绅学乃至一般市民都成为报刊读者。
总之，大众传媒的民间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持续演变过程，其基本运作趋势是报刊经营的社会独立性与自主性逐步加强。
报刊传媒民间化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
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产生了多种社会效应。其中，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了传统的官民文化格局，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与对峙。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按照文化特性和社会功能，可分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子系统。从根本上说，官方文化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人格载体、以经典文献形式流传于世的垄断性文化。经典文献与儒家训诫相结合，结果是“文字造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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