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阶级”20。另一方面，传统的以手工抄录、雕版和活字印刷为主的手工作坊式的文化复制方式也制约了文化的广泛传播。最终，文化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官方文化是政治国家的精神支柱，其主要功能在于从思想文化层面为现有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与体系完备、结构严谨、形态雅致的官方文化不同，民间文化一般以民间戏剧、歌谣、话本演义、民间宗教、祭祀礼俗等形式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下层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提供意义解释和娱乐休闲。总体而言，官方文化因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民间文化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文化内涵和传播方式，未必一定与官方文化合拍，但一般总是从属于官方文化，受到官方文化的制约。
然而，随着民办报刊的兴起，这一文化格局从两个方面被打破。一方面，民报以近代机器印刷业为技术支撑，使文化复制更加方便、快捷，从而在速度与数量上使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民间行销网络的建立，又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再者，大众传媒覆盖范围广阔、形式新颖灵活，也刺激了普通民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文化传播技术手段的提高与民众需求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不仅传统文化难以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而且随着西学大量输入，一个包括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新的更加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完善，官方文化的垄断性因之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挣脱官方文化的控驭，迅速成长，呈现出全面上升的态势。小说原是文人末技，不登大雅之堂。但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冠冕堂皇地进入主流文化殿堂。一时间，包括《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在内的各种文学杂志纷纷创刊。小说的出版数量，也颇为可观。仅1907年，沪上15家书局、报馆出版的各类小说就达121种21。与那些才子佳人、文官武侠、鬼怪狐妖之类的旧小说不同，新小说无论是译作还是自行创作，多半是“描摹时事，讽刺朝政，激励革新”22的社会政治小说，揆其立意，无不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23为宗旨。再如戏剧方面，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的推助下，上海出现了戏剧改良运动，不仅在南派京剧的基础上形成了“海派”京剧，而且还孕育产生了早期话剧——“新剧”，一批宣传政治变革与社会风俗改良的时事剧、西洋剧以及经改编的历史剧被搬上舞台。与小说、戏剧繁荣相映照的是，以传媒为依托的社会通俗教育也展现出勃勃生机。除了《中国白话报》等明确标明为白话报刊，面向下层民众发行之外，许多刊物，或文白并用，或开辟白话专栏，或完全以浅近俚语白话为表达工具，不仅促进了文体的通俗化、口语化变革，而且在教育层面上弥补了正规学堂教育的不足，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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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化垄断地位的瓦解与大众文化的勃兴，改变了过去官方文化一统天下，民间文化只处于依附、从属地位的文化格局，官民文化的对抗性和离异性加强，从而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晚清以来业已出现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疏离和对峙。而国家与社会的分立乃至对抗，是公共领域孕育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之一。
其次，改变了旧的信息传输方式，从体制上为社会成员自由获取信息和表达意愿提供了可能。二十世纪以前，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式大众传媒虽然有所发展，但就全社会而言，信息的传通，仍旧以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为主，传输的信息量较小，影响面狭窄。而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报刊业的发展，社会的信息传输转而以大众传播为主。大众传播，以文字符号为媒介，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传播对象，在信息传播的总量、规模与覆盖范围等方面大幅度扩展。这样，不仅使信息的存储与分享得以超越时空限制，而且也将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从少数人扩展至多数人24，并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方便的信息接受渠道和意见表达机制。
“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25事实上，不同性质的报刊往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耳目喉舌”，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如女界报刊往往以提倡女学、振兴女权为职志，商业性报刊以维护工商业者的利权为宗旨，教育类报刊多关注教育改良与国民素质的提高，政团报刊为本团体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而综合性报刊则表达全社会的普遍意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有效管道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是实现社会自主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数量众多、性质各异的民办报刊的存在，本身即是对既有政治权威的一种挑战，它不仅促进了社会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而且导引公共领域沿着社会维度不断拓展，其结果必然将全社会成员的目光从各自分散的个人与群体利益引向根本性政治制度变革上来。

第三，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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