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报导为基础，民报特有的“公共性”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民办报刊立意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通过公开报导与评论，即将所报导事件置于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之中，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言谈、讨论的话题。这样就改变了被报导事件原有的私密性，使之转而具有公共性质。被报导事件的公共性是由民报的公共性所赋予。这一公共性在报导有关政府决策、政治人物活动和政治事件时愈发彰显，它将原属于“肉食者谋之”的政治事务从传统皇权的控驭之下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使原先普通民众无从知晓、无权过问的皇家家事变成了国家大事。试举一例：1904年8月，铁良奉旨南下，《警钟日报》迅即作出反应，不仅在“国内纪闻”专栏中披露铁良得差的有关内幕，而且还发表题为《民穷财尽何以堪此》的“时评”，直言不讳地抨击铁良此行的真实动机在于“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与庚子前刚毅南下并无二致26。
民报的公共性所发挥的是一种“评判功能”，它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实，在大众传媒领域内，公共性已不仅是民报的一种社会功能，而且还转变为其自身的一种属性。民报的公共性构成了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而报纸也变成沟通社会公众和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尤其当民办报刊发展成为政治集团的舆论工具后，以前在奏章、条陈?表达的见解，现在则通过报刊在政论文章中表达出来。民报因之又成为政治权力运作的监督员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倡导者。
第四，民报面向普通民众发行，使来自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私人受众在个体性阅读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公共阅读网络。这一阅读网络虽是松散的，但却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以此为中介，受众与传媒以及受众之间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和思想沟通。尽管并非全部受众均转化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但他们中间确有一些人通过这一阅读网络的整合作用而聚集在一起，进而以言谈、讨论的方式参议政事，行使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
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及其特点
所谓“舆论”，就是指众人的议论。《晋书．王沉传》云：“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言。”梁启超认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公表于外者也。”27作为浮动于社会思想观念表层的一种富有活性的集体性见解，任何舆论的孕育与形成均需一定的“意见气候”。其中，一定量的信息发送、传输与反馈，即信息的有效流通无疑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信息与信息传输系统几乎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垄断，信息流通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的话，那么时至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不仅信息来源趋于多元化、信息量成倍增加、信息传输形成民间网络系统和广阔的空间覆盖面，而且受众人数大量增加、构成日趋丰富。由此，信息交流的规模迅速拓展、频度加快，并在水平方向上大为拓展，从而形成一个以传媒为中心、以受众为周边的具有平等与开放特性的圆形网络状辐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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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信息流通体系相应，整个社会在意见表达方面建构起一种新的报章代言模式，即通过刊载于民办报刊上的新闻报导、社说时评等来表达社会民众的利益要求与愿望。1902年冬至1903年春夏间，《苏报》报导各地学潮而引发的关于学校教育的讨论，就是以报章代言模式来进行舆论表达的典型例证。如所周知，《苏报》大规模刊登反映学潮的文字，始于1902年11月对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连续报导。此后，该报相继刊登了大量反映各地官、私学堂、书院以及教会学校罢课、散学、退学的消息。这些消息，“读之令人或惊或怒，或笑或骂，或叫或哭”28，在社会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投书报馆，或反映当地学界情况，或发表意见感想。据统计，在1903年5月25日至6月24日的短短一个月里，仅“学界风潮”专栏刊出的各种来稿、来函就达60余件29。随着相关报导和讨论不断深入，种种直接或间接议论也越来越激烈，终于使得以报纸为表达媒介、以反映学界现状开其端的新闻报导发展为一股旨在反对政治和文化专制的强大社会舆论。
代言模式是一种双向结构的舆论模式，建立在传媒与受众、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但在以政治性报刊作为表达媒介的舆论环境中，这一模式又进一步演化为单向灌输模式。灌输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先觉觉后觉”，即“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30。报人与政论作家承当启蒙精英的角色，他们在编发报刊的过程中，除了向受众传递各种社会信息之外，还常常自命为先觉者和民众的代言人，并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解释时政，以期引导受众作出与自己预期相一致的舆论反应。

一般来说，为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办报人首先强调的就是自己与报刊在舆论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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