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和作用。《国民日日报》就曾提出，欲“图国民之事业”，“造国民之舆论”，势必要仰仗由新闻记者所组成的“第四种族”。因为他们“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代表平民发言，“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31。《俄事警闻》也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半开化之国”，报刊与新闻记者“欲求尽职以为开明之母，则必毅然决然以救主宏宣道妙畅演福音者自居”32。而《觉民》同人鉴于举国上下“昏昏沉醉”的现状，则发愿要以“愚公之志”、“精卫之诚”担负起“觉民”的重任33。1910年梁启超在为《国风报》撰写“叙例”时，干脆将理想中的立宪政治归结为“舆论政治”，并提出报馆的“天职”就在于制造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健全之舆论”。进而据此提出“五本”、“八德”说，作为报馆应当谨守的办报原则34。显然，所谓“五本”、“八德”云云，实质上是为办报人如何操纵舆论制订了一套有序的运作规范。
在灌输模式中，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平等的，但究其实，传媒处于“移人”、“监督人”，而非“移于人”、“监督于人”35的支配地位，而受众则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成为传媒的宣传、启蒙对象。尤其是辛亥前数年间，一些新创办的政治性报刊，如《政论》之于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报》之于预备立宪公会，“竖三民”之于革命党等，几乎完全成为政治集团的传声筒。在这些报刊中，社会舆论被政治宣传所取代，甚或成为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代称。尤有进者，某些报刊完全沦为党派政团的政治“喉舌”和舆论工具，成为“党争之利器”，报刊言论则“有私党而无政见”36。报刊及报刊舆论的党派化、工具化，既是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趋于繁盛的表现，也是其发生某种折变的开端。
报章代言模式与灌输模式可以合称为代言-灌输模式。由于政治文化思潮的演进以及人们对报刊传媒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二十世纪初，代言-灌输模式实际上已成为上海社会舆论表达系统中的主导模式，无论是绅商、资本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知识女性等“中等社会”，抑或是下层民众，无不注重利用报刊来发表意见、通报消息。以1901年3月的两次张园拒俄集会为例，集会前，《中外日报》等报刊是集会者用以刊载传单、告启的传播工具；集会后，报刊又成为他们传递消息、发布函电、发表评论的舆论媒介。事实上，清末十年间，报刊在沪上历次大规模民众运动中每每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舆论组织和社会动员功能。
通过报章代言-灌输模式所表达的社会舆论，至少在形式上综合了所有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社会公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意见和要求，因此，这一舆论，就其性质而论，可称之为“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源起于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与讨论，经由具有“公共性”的报刊传媒的整合、提炼，并以理性对话的方式来衡量是非利弊，因而具有批判与启蒙的双重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上说，代言-灌输模式及其所荷载的公众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独立性与自主性。较之于传统社会中信息交流与舆论表达需依附国家的政权系统而运转，清末上海以民报为依托的信息交流和舆论表达，以机器印刷、近代通讯、交通等技术性手段为物质支撑，建立在受众的个体化阅读和集体性交流的基础上，基本不受国家政治权力的支配，况且某些创于租界的报刊多少还能得到外人的庇护，因而独立性与自主性明显增强。

   
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第5页) 　
其二，公共性。现代传播学认为，报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作为一种私人营利企业，是办报人追求利润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半公共事业机构”。“作为半公共事业机构，报纸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并常被认为是政府和其它权力部门的敌对者”37。清末上海的民办报刊，虽也不乏营利性质，但绝大多数似更具"公共事业机构"的特性。事实上，在当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普通民众缺乏有效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许多民办报刊往往自觉担负起“看门人”、“决策者”与“教师”等多重角色38。尤其是那些政治性报刊，大多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开通民智，改良社会，谋求政治变革为己任，“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因此，在这些报刊上揭载的社会舆论，总是倾向于引导民众关注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和社会公共事务。诚如戈公振所言，“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最速”39。
其三，批判性。从舆论表达方式看，近代代言-灌输模式与传统社会中依赖在野精英通过上书陈言的方式来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表达模式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即在这两种模式中，一般社会民众的意见均通过“他者”之口来表达。但较之于传统社会中由退职官员和士绅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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