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公共领域是指介于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自主性社会生活领域。这一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的范畴”1。由于公众舆论的形成与表达，与民办报刊的勃兴密迩相关，而民报的崛起又是大众传媒民间化的结果，因此，本文拟从考察1901-11年间上海报刊业的民间化现象入手，就公众舆论的表达方式及其特点作一简单论析。
报刊传媒的勃兴及其民间化
近代上海因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信息流通便捷，加之政治生态环境特殊，报刊业的发展颇为引人注目，“俄而成为全国新闻纸的中心地了”2。继《时务报》等维新报刊之后，二十世纪初，上海迎来了“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3。据不完全统计，1901-11年间，上海先后出版的各种日报，总数不下30种。期刊方面更是精彩纷呈。仅据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的统计，这一时期在沪出版的中文刊物就有69种。日报与期刊合计，总数当在100种以上4。这还不包括数十种小报以及其它仅知其名但已散佚无从查考的报刊。
除了数量、种类繁多之外，这一时期上海报刊业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民间人士为运作主体的华资民办报刊比重大，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据查，在清末百余种中文报刊中，仅《江南商务报》、《舆论日报》等由官方机构和地方官吏所办，属官报；1910年前后的《舆论时事报》、《中外日报》、《申报》，“或纯系官款，或半系官款”5，具有准官报性质；《大同报》、《汇报》、《尚贤堂晨鸡录》等几种是外报，其余均为民报。因此，粗略估算，民报在全部中文报刊中的比例当不低于90%。从民报的年增长量来看，以期刊为例，1901-11年间，除了1905年仅新创一份外，其余年份少则六份，多则八份。这一速度不可谓不快。由于戊戌前后创办的《苏报》等报刊一直在持续发行，加之众多在日本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或秘密流入上海，或公开在沪设立派报处，因此，即便作保守估计，这一时期行销沪地的各类民办报刊年均也不会少于20-30种。

民办报刊的勃兴，是报刊传媒民间化的结果。所谓民间化，是相对于甲午以前官方半官方的邸抄、京报以及外报在报刊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局面而言。相对于官报和半官报，民间化即是非官方化；相对于外报，民间化则意味着本土化。具体而言，报刊的民间化可从以下多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办报宗旨立足于民。旧式邸抄、京报，记载传录的“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其“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6。而外报出自西人之手，前期“凭教会之力，其宗旨多倚于教，于政治学问界，非有大关系焉”7；后期虽因时势迁移转而瞩目于外交，但其言论也多与外国在华势力沆瀣一气。与官报和外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报或积极传输西学新知，或注重开化风俗，或瞩目商情实业，或致力于宣传政治变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总以立意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为指归。
其次，办报资本主要来自民间。大体而言，民报的资本来源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私人筹资，如《时报》、《天铎报》。二是同人集资，如《二十世纪大舞台》；三是招股集资，“照有限公司办理”8，如《警钟日报》。四是接受社会捐款，如《竞业旬报》、《民呼日报》。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一份报刊的筹办与维持，往往采取多种筹资方式。以《中国女报》为例，它除了公开招股集资外，还接受社会捐助，并以推举捐助者为名誉赞成员的方式表示谢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报的资本来源呈多元化态势，但其编辑经营权一般多由报馆经理、主笔掌握，从而保证报刊不至于因资本关系而改变其民办性质。
再次，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报馆行政大致分为编辑、营业、印刷三部分。每一部门皆由专人负责，而总其事者为“总经理”。总经理为报馆领袖，一般由办报人自任、委聘，或由同人公举，“代表报社经理一切事务”9。总经理之下各职，由办报人或总经理聘任。因此，较之于官报听命于官府和外报由外人把持而言，民报的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即便某些报刊为“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10，曾以外人的名义向外国驻沪领事署登记，但究其实，这些报刊的经营业务完全掌握在国人手中，外人几无权干涉。
第四，报刊的信息来源趋于多元化、民间化。旧式官报，所刊消息大多来自官府或与官方有关，“从新闻来说，它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1。而戊戌前外报所载“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其内容“大半模糊而琐细”12。与官报和外报相比，民报的消息来源趋于多元化，其主要途径有：其一、采译外报的消息。上海外报发达，种类繁多，因有本国势力为依托，且通讯手段先进，故消息灵通，成为华资民办报刊的重要信息源。当时“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13。其二、派设访事员，独立采编新闻。二十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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