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命运共同体

莫蘭（Edgar　Morin）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近5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在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教育學等領域均有重要建樹。莫蘭博學強記又獨樹一幟，針對西方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重分析思維傳統，他提出「複雜思維」的整體思維範式，以期彌補各學科相互隔離、知識日益破碎化的弊端。從1950年代開始，莫蘭即開始將「複雜思維範式」運用於其學術研究，陸續出版的《人與死亡》（L'Homme　et　la　Mort,　1951）、《電影與想像人》（Le　Cinéma　ou　l'Homme　Imaginaire,　1956）、《迷失的範式：人性研究》（Le　Paradigm　Perdu:　La　Nature　Humaine,　1973）是他對人──作為生物的人和作為意象世界中的人的開創性研究。

人是莫蘭學術研究的中心和出發點。莫蘭的學術研究一方面擴展到人與宇宙的關係、人與生物圈的關係、人與科學發展的關係等宏觀領域，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人與人本身、不同屬性的人如生物的人、社會的人之間的關係等心理及生理層面。從1977年開始，他發表其五卷本的鴻篇巨制《方法》（La　Méthode），這是他對人作全面反思的扛鼎之作。2001年11月，該書第五卷上冊《人的身份》（L'Identité　Humaine）問世，系統地論述人不可分割的三個特性：個體的人、社會的人和物種的人。

莫蘭不是書齋型的學者，他是當今世界整體走向最敏銳的觀察者之一。《走出二十世紀》（Pour　Sortir　du　XXème　Siècle,　1981）、《思辯歐洲》（Penser　l'Europe,　1987）、《地球─祖國》（Terre-Patrie,　1993）、《文明政治》（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1997）等是他思考當代世界危機，關注人類前景的甚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對當今社會文明危機的診斷，他提出的走出「單一經濟技術全球化」、走出「數量發展邏輯」、施行「文明政治」等思想，在法國、歐洲已漸入人心。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譯成西、意、葡、德、英、日、俄等十幾種外語，其中《迷失的範式：人性研究》、《地球─祖國》、《複雜思想：自覺的科學》、《方法：天然之天性》、《方法：思想觀念》、《社會學思考》等已有了中譯本。

以下是本刊委託陳彥先生就目前歐洲和世界的狀況訪問莫蘭。問：今天，我以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的名義，想請您談談歐洲的情況和您對目前世界狀況的看法。首先，我想請您從文化的角度談談歐洲。歐洲目前正致力於歐洲聯合事業，引人注目的是歐洲聯合不是僅僅要開闢一個大歐洲範圍內的統一的自由市場，而是向一個政治聯合的歐洲努力。歐洲何以有這樣一種志向？是甚麼動力推動歐洲走向政治聯合？　莫蘭：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也是十分有意義的話題。歐洲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自然是同歐洲的歷史文化分不開的。現在我們談到歐洲，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地理概念。然而歐洲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歐洲不是以其邊界來定義的。歐洲不僅沒有明確的外部邊界，也缺乏一致的內部分界。所以我說，我們不能以歐洲的地理邊界來定義歷史的歐洲，同樣，我們也不能以歷史上固定的地理邊界來定義地理的歐洲。怎樣定義歐洲呢？我以為應該以歐洲是如何形成的和歐洲的特質來定義歐洲。歐洲的起源既沒有獨特的規定性，又沒有原則上的統一性。歐洲的希臘與拉丁之根來源於其邊緣，而且早於歐洲；歐洲的基督教傳統來源於亞洲，在歐洲存在已有千年之後才獲得發展。我們想要找出一個歐洲精神的時候，找到的是一個稍縱即逝而經過消毒的精神。如果我們說歐洲尊重法，歐洲也崇揚力；如果我們說歐洲是民主，歐洲也是壓迫；如果我們說歐洲具有理性，歐洲也是神話的天下，即使在理性這個理念之中，也混雜著神話。從這種意義上，歐洲的特質就是它缺乏同一。

歐洲的概念自十八世紀以來漸漸普遍，這一時代是民族主權的時代，是戰爭與法權的時代，是權力平衡的時代。歐洲自身滋生衝突，同時也產生對衝突的制衡。戰爭使歐洲不可能形成統一霸權，使歐洲保持多中心。

歐洲的特質不僅僅是猶太─基督教的傳人，是希臘─拉丁思想的繼承者，是現代科學與理性的誕生地，歐洲的特質更是其同時是某種文化漩渦的生產地和生產物。歐洲文化內部的衝突與對話、互動互滲是一以貫之的：宗教與理性、信仰與懷疑、神話思維與批判思維、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存在與觀念、特殊與普世、問題與重建、哲學與科學、人道精神與科學文化、傳統與演變、新與舊等等。當然，這種二元邏輯（dialogique）存在於各個文化之中，但是都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壓抑和控制。歐洲的特質首先就是這種二元邏輯的強度和延續。歐洲沒有任何組織建構起到了壓倒一方或者禁止一方的作用，甚至不能使一方具有持久的霸權。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歐洲這個文化熔爐一直處於一種燃燒的狀態。問：近代歐洲是歐洲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人文主義、科學、理性等等對世界產生了強大和持久的影響，這同您談到的歐洲二元邏輯顯然是分不開的。您曾經在《思辯歐洲》一書中談到歐洲近代的歷史特質，是否就是從這個二元邏輯延伸而來的呢？莫蘭：是的，您所說的人文主義、科學、理性等等都是近代歐洲的產物。您注意到了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您有沒有注意到它們的共同特點呢？它們都是歐洲近代世俗化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文化是一種徹底世俗化了的文化。這就是我曾經指出的歐洲近代的第一個特點。從某個時候開始，歐洲不再有甚麼思想、觀念可以神聖或者妖魔化到可以逃脫討論和論戰的檢驗。那些自認為神聖而不可懷疑的宗教與政治觀念，被二元邏輯推到討論和爭議的前台。信徒們自然仍然可以將這些觀念奉為神聖，但是這些觀念本身則被移入到世俗的討論之中。歐洲世俗化雖然開始於文藝復興，但作為結果則是較晚的事情。從歷史上看，任何文化，甚至雅典文化也沒有經過如此徹底的世俗化過程。

近代歐洲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否定性。近代歐洲對所有思想、所有理論、所有系統都給予否定。誠如黑格爾（G.　W.　F.　HEGEL）在談論懷疑論時所指出的：否定性是精神的動力，否定性正是歐洲文化的動力。否定性以懷疑、諷刺、反對等形式出現，它在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帕斯卡（BLAISE　PASCAL）、休謨（DAVID　HUME）等人的著述中都佔有中心的位置。

近代歐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我稱之為歐洲問題性（PROBLéMATISATION）的普及。文藝復興是歐洲將問題性普遍化的開始。那時，歐洲重新對上帝、對宇宙、對自然、對人提問題。然後，歐洲經歷了一個個建立了信心的時代。人文主義認為人既然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世間一切事物就可以建築於人文主義之上；理性認為它是一切真理的基準；科學認為它是確定的理論，因為其理論建立於其確定的試驗之上。然而人文主義、理性、科學等等又再被重新提問。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的生命過程乃是一個不斷提問的過程。歐洲長期崇奉生成（DEVENIR）、歷史、進步，認為這些觀念不會被重新提問，因為它們本身是重新提問的元素。但是，這些觀念今天也完全被捲進到重新提問的漩渦之中了。問：用否定性與重新提問的視角來觀察目前的歐洲聯合，自然也應該說是某種重新提問了，不僅僅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原因的提問，也是對歐洲生命走向本身的提問。莫蘭：近代歐洲到1945年就死亡了，正是由於近代歐洲的死亡才會有建設現代歐洲的衝動。歐洲聯合得以啟動和推進，源於戰後逐漸形成的一種歐洲新意識。我說的歐洲新意識不是歐洲被邊緣化和歐洲被一分為二，歐洲人對戰後這一歷史現實是在1945年到1950年已經完全意識到了的。歐洲新意識是在1960年代經濟復蘇之後漸漸上升到自覺層面的。歐洲新意識是對歐洲自身文化、能源、經濟、人口、道德、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脆弱性的認識，是對民族絞殺主義（納粹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反省。歐洲新意識既包括對自己脆弱性的認識，也包括對本身深厚文化積蓄的認識，既是對歐洲各種力量──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的認識，也是對各種力量必須共存的認識。對於這種歐洲新意識來說，一切事物都是不確定的，威脅本身也受到威脅，危險之中也存在著轉機。歐洲新意識最終將歐洲導向一個對歐洲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互相依存的認識，因而歐洲新意識就是對歐洲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現在我可以回答您開始提出的問題了。歐洲建設的動力是甚麼？就是這種對歐洲自己的認識。论文从欧洲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命运共同体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ltB^`[a6%:rxGRQ?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