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析短篇小说《生日》的艺术风格

从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析短篇小说《生日》的艺术风格

　　作者/孙冬苗

　　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首度提出“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的概念——“既非这个也非那个（己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在该书中，巴巴继承并发展了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反对用静止的、绝对的二元对立观点看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强调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相互渗透。巴巴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以文化互动为基础的生产性空间，是一个通过“杂交（hybridity）”的策略开辟出的“阈限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因此，离散族裔身处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这两个空间，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只能生活在“之间的（in - be-tween）”的某个地方。这个非己非彼、两者之外的“第三空间”即是离散族裔普遍面临的文化焦虑之根源：在他们身上，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相互交织和对抗，一方面是传统族裔身份的不断淡化，另一方面又是边缘人的疏离感和错位感。在短篇小说《生日》中，作者雷祖威从多个层面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第三空间”的离散族裔——华裔美国人的普遍尴尬处境，用细腻的笔触有效地表达了他们所面临的文化焦虑和精神痛苦。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短篇小说《生日》的这一主题及其艺术特色。

　　一、边缘人的错位感

　　在谈及自己的写作主旨时，雷祖威明确指出：“亚裔美国人依然处于边缘。我深感我得从那些边缘的角度创作，传达边缘人物的经历。”《生日》以华裔男性华莱士和白人女性西尔维亚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了华裔男性在人生和爱情道路上普遍遭遇的挫折，传达了华裔美国人身为边缘人的错位感及文化焦虑。主人公华莱士在美国出生和成长，英语流利，熟知美国文化，经营一家生意不错的意大利餐馆，过着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似乎已融入主流社会中了。然而在美国主流受众眼中，华莱士依然是中国人，来自偏远落后的中国，不应与白人女性有任何感情纠葛。

　　在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中，华裔女性温顺妩媚，别具异域风情，取悦于白人男性，华裔男性则被女性化，不应对白人女性有所欲求。这一点也体现在华莱士与西尔维亚不对等的恋爱关系上，西尔维亚的白人身份使她在与华莱士的恋爱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在两人约会的初期，西尔维亚要求华莱士从一个身材结实得像重量级拳击手的男子身边偷走他的收音机以证明他的真爱。当华莱士冒着挨揍的风险，想象着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新闻标题：“中国罗密欧在体育馆啃地板”，偷到了收音机，西尔维亚却不要了，因为该男子就是她的前夫，西尔维亚让华莱士偷他的收音机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在失去儿子韦尔比的抚养权后，西尔维亚不辞而别，华莱士虽然伤心却并不感到意外。西尔维亚出走后，华莱士把对她的爱恋转移到她的儿子韦尔比身上，坚持履行与韦尔比在他生日那天打棒球的约定，希望通过孩子重获爱情。然而在小说的最后，西尔维亚重返前夫的怀抱。如果说西尔维亚象征着华莱士融入主流社会的欲望，华莱士的这一欲望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华莱士身为边缘人的错位感还体现在他与移民父母的矛盾冲突上，成年后移民美国的父母固守自己狭窄的生活圈不问世事，更无法认同美国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婚姻观和爱情观的差异是华莱士与父母的矛盾所在。父亲反对儿子与一个带孩子的白人女性交往，劝儿子不要犯傻：“我来告诉你个秘密吧。不管什么人种，基本人体结构都一样。只要你说声同意，我们就去中国给你找个好姑娘。”母亲对西尔维亚的离去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一丝庆幸，“既然那姑娘走了，我是不是又开始吃中餐米饭了”。

　　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更是加深了华莱士身为边缘人的错位感。华莱士所处的美国社会，与其父辈所处的美国社会虽已大不相同，但种族歧视的阴影秃所不在。西尔维亚离去后，伤心的华莱士给收音机里的谈话节目打电话以期寻求安慰，却被节目主持人告知，“遭遇太复杂”“简化一点”“要想得到听众的同情，我该考虑扔掉‘中国式的感情’”。

　　二、哀而不伤的黑色幽默

　　《生日》是一部以黑色幽默为基调的短篇小说。雷祖威也在访谈中说道：“我不知道如何说清楚我的幽默。它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并不刻意把故事里的人物搞得滑稽可笑。”在这部作品中，雷祖威用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以诙谐的笔调描述了华裔美国人在“第三空间”的痛苦和压力。短篇小说《生日》中所体现出的黑色幽默不同于超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它继承了其治疗疏离感的特质，摈弃了其荒诞、残忍、绝望的一面，赋予其积极、乐观的态度，哀而不伤，别具艺术魅力。

　　黑色幽默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些反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读者看不到传统主人公的理想和追求，作者通常借助他们可笑的言行映射出现实社会荒谬、残酷和极度混乱，《生日》的主人公华莱士就是这样一个反英雄人物。法侬在谈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生下来就必须承受“那个肉体诅咒的负担”。同样，华莱士的黄皮肤也决定了他也必须承受“肉体诅咒的负担”。在《生日》中，雷祖威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呈现了长期以来种族歧视给以华莱士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人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由此而来的外来人意识与心态失衡，这种外来人意识和心态失衡也正是种族歧视烙在他们心头的疤痕。因此，无论是在女友面前还是在女友的前夫面前，华莱士自觉不自觉地缺乏男子气概。

　　雷祖威在小说的开篇就以夸张、幽默的笔调描写了华莱士把自己锁在韦尔比的房间内，因门外弗兰克剧烈的敲门声而不知所措。弗兰克身材高大，结实得像重量级拳击手，他的拳头比华莱士的脑袋还要大，弗兰克的强壮更是反衬出华莱士的软弱。在女友的逼迫下去偷弗兰克的收音机时，华莱士畏惧他的健壮，在畏惧的同时还不忘用想象中的报纸头条来调侃自己：“中国罗密欧在体育馆啃地板。”后来当弗兰克在华莱士的车上见到自己丢失的收音机时，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西尔维亚告诉了他让华莱士偷他收音机的事，他以胜利者的高姿态对华莱士说：“不，留着吧，你得感到她无论如何都属于你了。”

　　雷祖威在描述华莱士的父母时也不无调侃，父亲恼火时总爱咬咬假牙，母亲的头发是在美容院用化妆瓶里的药水喷黑的。华莱士父母的言谈也颇具幽默感，父亲反对儿子与有孩子的白人女性来往，希望儿子与中国姑娘结婚，不无幽默地对儿子说：“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不管什么人种，基本人体结构都一样。”母亲也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