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裂痕----当代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

得的正义“与其说是“历史原则“不如说是现实原则；“起点平等“不仅可以操作，而且在产权初始配置问题上它与规则平等几乎是一回事；“矫正的正义“更不能说是无法追溯、无法实行。”[注19]从这点来看，他倒是更接近于新左派的立场的。但刘军宁认为：“在制度问题未解决以前，追究各级官员非法财产是做不到的，即使局部试行了也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充其量只是为新上台的特权者提供一次分得一杯羹的天赐良机。”[注20]许纪霖也指出：“关于起点的公正，如果早十年谈，这一问题还有意义，如今在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如果还要重新落实起点公正，落实诺齐克所说的矫正的‘追溯原则’，在中国现实下只能引发一场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注2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公正问题上的分歧在于一方坚持形式公正（程序公正）的原则而另一方则强调实质正义。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就象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一样：“允许穷人也允许富人沿街乞讨、在桥洞下睡觉。”韩毓海说：“‘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注22]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不能离开程序公正来谈实质公正。刘军宁指出：“竞争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凡通过正当、公正的竞争方式产生的分配结果则并无公正、不公正之分：‘公正’的原则是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根本不存在公认的、公正分配的普遍性原则。”[注23] 《危险的裂痕----当代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