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003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值和开拓意义，在传播学本土化上，迈进了一大步。三是由党建出版社2002年出版，徐培汀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中国100年来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总结和评析，堪称佳作。
可以相信，在中国传播学者的努力下，未来传播学研究不仅会在介绍、评析和应用、创新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而且象陈国明、李少南提出的“华人传播学系统”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2002/2）或“中国学派” （《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3/2002/2），终将在深入探讨和勤奋建设中，不断成熟、完善，走向世界。
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WTO与中国传媒产业
加入WTO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全面碰撞。两年来，国内传播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思考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机遇和挑战；二是探索如何进行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
2001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WTO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趋势”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学界对在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和思考、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主要的成果有：一是《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杨磊、孙业，7/2001/8、9）。该文总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省级党报在报业市场中的走势、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拓展、队伍状况、组建报业集团、所属子报发展、管理体制等基本情况。二是《未来十年中国地市报走势展望》（童兵，8/2001/10）认为城镇趋势和城乡减差，给地市报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国加入WTO，地市报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地市报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发展新闻生产力。三是《解读当前我国传播业发展中的五大强势》（吕凯文，10/2002/2）对传媒重组、传媒与资本嫁接、传媒同质化竞争、财经媒体崛起、传媒中介服务业等我国传播业发展强势进行了分析。四是《2001年中国传媒回眸与展望》（21/2002/1）。该文预测：在未来5至10年，我国大规模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和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另外，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还有：《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周伟，21/2002/5/21）、《中国传媒发展十大趋势》（上下）（陆小华，7/2001/11、12）、《集约与整合：WTO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前景》（徐浩然，22/2002/2）、《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以省级广电集团为例》（陆晔、夏宁，2/2002/2）、《境外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与促进》（师静，23/2002/2）、《西部媒体如何应对WTO》（康文华，6/2002/1）、《WTO环境下省级卫视台的品牌生存策略》（于丹，24/ 2002/1）、《强者更强，适者生存：论中国加入WTO后市（地）级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周毅，24/2002/2）、《2002年中国传媒走势前瞻》（郭乐天，25/2002/2）、《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戴元光，3/2002/1）、《人际与大众融合：我国当代媒介传播的新态势》（朱春阳，10/2002/1）、《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发展状况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陈亦骏，26/2002/2）、《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金冠军等，3/2002/1）。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刘建明先生。他在《WTO架构下传媒入世的杜撰》（6/2002/2）中认为轻易谈媒介“入世”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建立在虚构事实的基础上是一种悲哀。关键是我国新闻传媒沉着应对意识形态冲击。这些论文很好地反映了两年来媒介的实践与研究者在WTO背景下对迅速开放的媒介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欢欣和挑战的忧思。
在WTO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文化是国内媒体的优势所在。2001、2002年，研究者对中国传媒文化也进行了较多的关注。首先是对当代媒介文化的基本特质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隋岩，27/ 2002/5）、《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黄会林，28/2002/7）。其次，更多的是对现有中国传媒文化存在失真和非道德现象的反思，提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这方面，重要的论文还有《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引导》（陈雅珍，1/2001/4）、《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曾庆瑞 《2002—2003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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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信，在中国传播学者的努力下，未来传播学研究不仅会在介绍、评析和应用、创新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而且象陈国明、李少南提出的“华人传播学系统”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2002/2）或“中国学派” （《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3/2002/2），终将在深入探讨和勤奋建设中，不断成熟、完善，走向世界。
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WTO与中国传媒产业
加入WTO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全面碰撞。两年来，国内传播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思考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机遇和挑战；二是探索如何进行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
2001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WTO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趋势”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学界对在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和思考、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主要的成果有：一是《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杨磊、孙业，7/2001/8、9）。该文总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省级党报在报业市场中的走势、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拓展、队伍状况、组建报业集团、所属子报发展、管理体制等基本情况。二是《未来十年中国地市报走势展望》（童兵，8/2001/10）认为城镇趋势和城乡减差，给地市报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国加入WTO，地市报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地市报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发展新闻生产力。三是《解读当前我国传播业发展中的五大强势》（吕凯文，10/2002/2）对传媒重组、传媒与资本嫁接、传媒同质化竞争、财经媒体崛起、传媒中介服务业等我国传播业发展强势进行了分析。四是《2001年中国传媒回眸与展望》（21/2002/1）。该文预测：在未来5至10年，我国大规模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和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另外，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还有：《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周伟，21/2002/5/21）、《中国传媒发展十大趋势》（上下）（陆小华，7/2001/11、12）、《集约与整合：WTO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前景》（徐浩然，22/2002/2）、《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以省级广电集团为例》（陆晔、夏宁，2/2002/2）、《境外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与促进》（师静，23/2002/2）、《西部媒体如何应对WTO》（康文华，6/2002/1）、《WTO环境下省级卫视台的品牌生存策略》（于丹，24/ 2002/1）、《强者更强，适者生存：论中国加入WTO后市（地）级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周毅，24/2002/2）、《2002年中国传媒走势前瞻》（郭乐天，25/2002/2）、《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戴元光，3/2002/1）、《人际与大众融合：我国当代媒介传播的新态势》（朱春阳，10/2002/1）、《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发展状况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陈亦骏，26/2002/2）、《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金冠军等，3/2002/1）。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刘建明先生。他在《WTO架构下传媒入世的杜撰》（6/2002/2）中认为轻易谈媒介“入世”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建立在虚构事实的基础上是一种悲哀。关键是我国新闻传媒沉着应对意识形态冲击。这些论文很好地反映了两年来媒介的实践与研究者在WTO背景下对迅速开放的媒介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欢欣和挑战的忧思。
在WTO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文化是国内媒体的优势所在。2001、2002年，研究者对中国传媒文化也进行了较多的关注。首先是对当代媒介文化的基本特质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隋岩，27/ 2002/5）、《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黄会林，28/2002/7）。其次，更多的是对现有中国传媒文化存在失真和非道德现象的反思，提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这方面，重要的论文还有《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引导》（陈雅珍，1/2001/4）、《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曾庆瑞 《2002—2003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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